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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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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丛书》简介 二十、《伟人周恩来》(2) (2017-5-16 21:28) 该日志已被推荐

周恩来和邓颖超恋爱

                                                 1921年的邓颖超

    周恩来(1898~1976年,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5年在中共党内担任两广区委兼军事部部长。这年八月,周恩来与邓颖超(1904~1992年,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要在广州结婚。

    本来,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同他很要好。但是周恩来认为,这位女郎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他必须找一位志同道合、能永远和他共生死、革命到底的伴侣。他在天津求学期间,在“五四”运动中,在“觉悟社”的活动中,认识了邓颖超女士,对她很有好感,从法国给她写来了一封封热情的求爱信,信中也谈理想和革命工作。邓颖超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答应了周恩来的结婚要求。

    1987930日,邓颖超会见并宴请日本公明党原委员长、最高顾问竹入义胜先生时,当竹入先生问及她与周恩来关系这么好,被中国人民称之为夫妻偕模时,邓颖超向他和在座的中日人民友好协会的同志,讲述了她与周恩来的一段往事,大意如下:

    1919年邓颖超在天津女子师范中学读书,周恩来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周恩来在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周恩来回国。当时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认识,不过在他回国前她听女同学说过有个叫周恩来的青年,大家很喜欢他。

    有一天,女师开会抗议山东的马临(音)杀害学生。会场主席台旁边有几个人,其中有个身着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绿色长衫,穿着白鞋,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站在上面。台上有人说那是周恩来,邓颖超第一次见到他。女同学中间对她议论较多。邓颖超当时对他印象不错,但没接触过。

    后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开始接触就多了。周恩来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邓颖超做学生工作。当时邓颖超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她那时还是个少女,他对她讲话就比较少,而且很短。在那时的封建社会里,封建意识很厉害,男女授受不亲。她和同学相约,在学生运动中不恋爱,不结婚,否则会给后人添麻烦。当时有二十多个人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当时的周恩来也是宣扬独身主义,他还发表了这类论文。

不过,当年在天津的一次集会上,最先站起来讲话的一位女学生,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那个女学生就是邓颖超。

邓颖超原名邓玉爱,六岁到天津上小学后,改用学名邓文淑,此名一直使用到她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上学时,因她聪明,教国文的老师给她改名“颖彬”,又叫“颖斌”,但邓文淑不喜欢“斌”字,遂自己改名为“颖超”,从1922年夏开始公开使用此名。 

   那时,邓颖超的婚姻观也还未确立。她在十几岁时就受封建社会的压抑,那时要求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邓颖超对这些封建束缚十分不满。她当时一看到乘花轿的妇女,就想这下她可就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好。但她后来又想,总是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就找了两位女友。但后来她又想,总不能老是和女友过一辈子吧?于是就想到结婚。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她想一定要慎重。在找对象时,脑子里也要有一个素描的轮廓。             周恩来、邓颖超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

到了1920年,邓颖超逐步有了点唯物思想,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结婚的......当时周恩来的一些方面符合她选择的条件,但他们还没有相爱。周恩来在法国留学,邓颖超在天津当教员,他们一直有通信。有一次周恩来在信中表露了思想感情,而邓颖超并没有注意。因为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的她的一位女友同周恩来关系不错,很要好。她判断周恩来会和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周恩来对她表露的感情。后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白,对她提出了要求,要她回答。

到了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被害)画像的明信片上写有:“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周恩来在信中告诉邓颖超,他认识的那个女友由于政治上不合,已分开了。邓颖超看到信后,心中明白了,但她答复得很慢,因为她要征求母亲的同意,晚了两个月,他来信很频繁。

邓颖超的回答是:“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从这一年(1923)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到1925年,这期间他来信很少谈爱情。他们相互谈中国的命运。周恩来回国后,邓颖超便来到广东。

 

 

 陈赓把新娘接丢了

 

    邓颖超从上海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亲自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递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赓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

    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靠你的眼力了。”

    “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准师娘”呢。

    此时,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新娘子哩。陈赓回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这么多黄埔老同学不会放过他,就来个以攻为守。     19258月周恩来邓颖超结婚

    他一进门就嚷嚷:“没接来,让我把新娘给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他居然把我的新娘给接丢了。还有理瞎瞎嚷嚷!”

    黄埔同学们“轰”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上给邓颖超磕头。

    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邓颖超和周恩来要举行婚礼仪式的喜庆消息,立即在一帮青年人中传开,大家便选了个日子,在一家餐馆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仪式。当大伙说,既然是文明结婚,就得有介绍人,张治中挺身而出欣然承诺自己是介绍人,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站在后面的人嚷嚷说看不见新娘啥模样,张治中突发奇想,伸出双手把邓颖超抱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还大声说:“大家看,大家看。”把邓颖超逗得脸通红不好意思,下面的人也笑得前仰后翻的。

    大伙又在张治中的带动下,你一杯,我一杯,把新郎周恩来灌得铭酊大醉,方才罢休而归。

    宾客大都散了,厅堂空了,周恩来端着酒杯对陈赓说:“来,我和小超敬你一杯。”

    这天晚上,周恩来心里非常高兴,喝了很多的酒。邓颖超第一次知道了周恩来很能喝酒。周恩来的酒量虽大,谢却不了众多宾客的敬酒,他还是喝醉了。

    蔡畅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周恩来酒醉后,一再说:“蔡大姐,你不能走!”蔡畅只好留了下来。邓颖超在几十年后,提到了这件事情。这就算是她和周恩来第一次“矛盾”吧!

 

 

                  文强参加了周恩来的婚礼

 

    文强出身于湖南湘潭断宦人家,是毛泽东的表弟。他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文强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与文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1925年,周恩寿到广州的时间比文强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寿对文强讲:“我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文强和周恩寿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他们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文强坐下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文强说:“我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术。”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

    “我跟你姑父、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这时,周恩来又对文强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文强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周恩来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

    这时是192510月。

    文强感到周恩来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文强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

    他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出来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

    文强写下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落款:周恩寿、文强。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文强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邓颖超有过两个孩子

 

    192588日,周恩来、邓颖超在广东结婚。婚后第2天一早,周恩来就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没多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她是何香凝的秘书。得知自己怀孕后,邓颖超心里很慌乱,她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想来想去,邓颖超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堕胎的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地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后来,邓颖超的母亲杨老太来到广州,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了胎,忍不住责备邓颖超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同时注意对女儿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颖超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恩来重逢。

    一见面,周恩来就看出邓颖超脸色不好,马上问她怎么啦,她不得不告诉丈夫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周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周恩来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属于国家、社会的,随随便便扼杀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而糟蹋了身体,更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再说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邓颖超都没见过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知道自己错了,表示一定改正。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周恩来又不在。

    19273月是她的预产期,而周恩来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因为要分娩,就留在广州。第二个孩子是在19273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成功的日子。

    王德馨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将近临产的邓颖超找到了王德馨的保生医院,刚开始,邓颖超和母亲杨老太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邓颖超因胎儿太大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王医生和邓颖超母女商量,告诉她们如果再拖下去,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了。当时,邓颖超非常舍不得孩子,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得到邓颖超的同意后,王医生和护士用钳子把孩子取了出来,是个男婴,但因为难产导致窒息已夭折。

    没过几天,反动政府搜捕共产党人的风声很紧,邓颖超接到立即转移的通知。但她身体虚弱,怎么办呢?当晚邓颖超把自己的身份向王德馨全盘托出。王德馨立即把邓颖超和她母亲连夜转移到多宝路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然后安排护士长韩日修一直陪护邓颖超。

    就在邓颖超离开医院的第二天,医院就遭到了搜查。王德馨说:“病人生完孩子后已经出院了,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得离开。

    后来,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检查后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颖超就再没有怀过孕。

    保生医院的护士长韩日修化装为“艇妹”,陪着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老太一起登上长寿路河涌上的小船直出白鹅潭。韩日修陪着邓颖超一直到了上海。

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林巧稚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的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虽然没有孩子,但周恩来与邓颖超感情非常好。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

1969年,周恩来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回家后,邓颖超撒娇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于是周恩来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她,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

周恩来得癌症以后,有一天,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话没对你讲。”邓颖超看看他说:“我也有很多话没对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

 

 

                              参阅资料

 

    1.《周恩来就职黄埔军校原委》肖 生/文《文摘周报》2001.6.11

        原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                    (2001.07.13于墨江)

    2.《张治中为周恩来邓颖超当“红娘”》伊 影/文《作家文摘》2001.10.26

        原载《世纪风》2001年第10期                   (2002.01.22于墨江)

    3.《两女士冒险救护邓颖超》张蜀梅等文《作家文摘》2003.1.14

        原载《南方日报》2002.12.30                         (2003.01.18)

    4.《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文强/文《作家文摘》2003.6.24

        原载《文强口述自传》文强/口述 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1 出版

                                                          (2003.06.29)

    5.《邓颖超的故事》《文摘周报》2004.3.1

        原载《我们的邓大姐》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 重庆出版社 (2004.02.29)

    6.《邓大姐曾有过两个孩子》《文摘旬刊》2004.7.16

    7.《周总理深夜同我谈家事》周伯萍/文《作家文摘》2006.9.15

        原载《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2006.09.26)

    8.《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李扬/文《文摘周报》2007.2.6

        原载《南方周末》                                  (2007.02.08)

9.《周恩来与周家宅子的故事》张秋兵/文《文摘旬刊》2010.6.11

    原载《名人传记》2010.6                             (2010.06.22)

10.《周恩来为啥要少报党龄?》秦九凤/文《作家文摘》2011.12.2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4期                  (2011.12.18)

11.《周恩来与他的三位母亲》江明武等/文《文摘旬刊》2012.4.13

    综合《周恩来生平全纪录》、《文史精华》等             (2012.05.01)

12.“我还得感谢母亲的诱导性启发——周恩来和他的3位母亲》陈澍/

        《党史天地》2013年第51期  据《领袖与母亲:伟人从这里诞生》

                                                           (2014.01.11)

13.<邓颖超画传>里的故事:周恩来主动追求邓颖超》蔡岫/文《党史天

    地》2014年第10期  据《三联生活周刊》、《青年文摘》、《邓颖超画传》

                                                       (2014.04.23)

 

 

 

 

 

 

 

           第二章  赵世炎被捕牺牲

                   周恩来上海脱险

 

                        赵世炎被捕

 

    1924年至1926年间,赵世炎任中共北京市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有陈乔年、范鸿劫等同志。赵世炎讲话很生动,工作不知疲倦,写文章往往通宵达旦。

    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运动在北方各地都有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以李大钊为书记的北方区党委领导北方几省的革命工作,也兼北京市党的领导。赵世炎担任了区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并领导工人运动,因此常去天津、唐山一带活动。

    1926317日,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群众与军警冲突,有人被刺刀戳伤。北京当时的军阀政府段祺瑞执政,企图用恐怖手段来吓退人民的反帝运动,反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318日,一个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发动起来了。李大钊、赵世炎亲自参加了这次示威运动。大约快到中午时,群众游行队伍来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铁狮子胡同)门前,遭到了段祺瑞卫队的大屠杀,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赵世炎刚到铁狮子胡同不久,就听见前面有枪声,队伍冲乱了,他被人群拥到墙根下,进退不得,就趁势爬上墙头翻了出来。

    “三.一八”惨案以后不久,赵世炎被派去参加“五一”节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赵世炎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江浙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当时,区党委是兼上海市党的工作的,因此,赵世炎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直接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准备武装起义。

    赵世炎到上海后,即和区党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为了完成第三次劳动大会的批示,准备武装起义而紧张工作着。赵世炎常用笔名“施英”在党中央的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

    192610月到1927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上海工人紧接着又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3月,北伐军在各地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节节胜利,直向上海推进。于20日占领了龙华。区党委每天上午都要和上海市各区党的书记开碰头会。在21日早晨八点多,夏之栩照例到开会的地方去,路上遇到赵世炎,赵世炎说:“快点走,有好消息!”果然,在会上罗亦农宣布:“北伐军昨晚已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消灭军阀毕庶澄的军队,夺取上海!上海总工会已经准备好命令,全市工人中午十二点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军事行动!”大家兴奋极了。

    散会时,赵世炎提醒夏之栩说:“你赶快回宿舍一趟,通知娘娘(赵世炎的母亲夏娘娘),我们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结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记挂!”

    上海工人采取了无比迅速的行动,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罢工了,并且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了全市的总同盟罢工。

    赵世炎和汪寿华都在闸北前线指挥部指挥战斗。战斗开始后,工人纠察队以无比的英勇,用劣势的武装,在闸北天通庙及北火车站击退了敌人多次的冲锋,并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补充自己。激战了二十八小时,残余的敌人,不得不在北火车站竖起了降旗。

    在上海工人浴血奋战的时候,早已到达龙华的北伐军却按兵不动,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党委决定由总工会派人穿过火线去龙华,质问北伐军为何不配合进攻?后听回来的同志说,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前进,并与军阀华庶澄的代表谈判,准备委任毕为军长,要毕交出上海,以免上海被工人夺去。

    上海工人用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上海,消息到了军阀的部队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开进一个师来。但是,工人对他们仍然热烈欢迎,并且举行联欢会,对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蒋介石害怕了,在三个星期中接连换防两次。

    这时,蒋介石正日夜忙于勾结帝国主义者制造纠纷来镇压工人,并把投降不久的军阀周凤歧的军队换防到上海来,以便屠杀工人。411日夜半,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假面具,指挥武装流氓进攻总工会,制造借口来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秀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接着便开始了“四.一二”血醒大屠杀。

    12日拂晓,赵世炎听到枪声,就说不好,一定出事了,立即起身坐待天明,赶到总工会去了。“四.一二”事变后,党委在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迅速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武汉召开,罗亦农去武汉参加会议,赵世炎留在上海。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赵世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后,中央派陈延年、王若飞来到上海,为了便于领导工作,江浙区党委改为江苏、浙江两个省委了,陈延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仍在省委担任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六月下旬,新的江苏省委机关之一被敌人破坏,陈延年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与省委秘书长韩步先。郭伯和英勇牺牲了,韩步先则无耻叛变了,他并且出卖了陈延年和赵世炎,来换取他自己的狗命。

    72下午,倾盘大雨,由于叛徒韩步先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处,敌人冒着雨来搜查,但赵世炎不在,敌人则坐待不走。虽然在敌人的监视下,夏娘娘仍机警地把窗口用作警号的花盘推下去,正图粉碎在马路上,以便引起赵世炎回来时或有其他同志来时的注意,但未能发生作用。雨声很大,天色也很昏暗,很难发觉房子内外有什么变化,赵世炎终于回来了。敌人开门让赵世炎进来。他踏进门槛,一切都清楚了。但他的神色仍很镇定。他走上楼去询问敌人为什么来搜查,并回答他们说自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并不叫赵世炎这个名字。敌人翻箱倒柜搜查,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趁他们商量的时候,赵世炎悄悄地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了夏之栩。赵世炎被敌人带走了。他从容起身,临下楼时回头望了夏之栩和娘娘一眼。

    夏之栩找到了王若飞,设法营救。但是,敌人找到了他所痛恨的“施英”就是赵世炎(也是叛徒证实的)的时候,任何营救措施都是无用的了。

    1927719日清晨,赵世炎同志终于被敌人杀害了。

 

 

                        周恩来上海脱险

 

    19274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十万余工人、学生市民集会示威,进行强烈抗议。国民党军队穷凶极恶,对示威群众开枪镇压,并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

    当时,领导革命运动的周恩来也不幸被捕。可是,有几位国民党军官,平日里非常仰慕周恩来,他们暗地把周恩来放了。

    不幸的是,周恩来在浦东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情况非常危急。

    周恩来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七团的士兵抓住,关押在上海闸北宝兴里一座天主教堂(临时团部)里。师部军官们对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则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师长薛岳(其时薛称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保持了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宝兴里天主教堂,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当他匆匆赶到了戒备森严的教堂时,团长鲍靖中等几位军官见他到来,神色紧张。鲍靖中等人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十分敬重周恩来。他们已商定以押解周恩来去师部的名义,在途中将其释放。鲍靖中以为他们的计划已被酆悌觉察,惊恐不已。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就离开了......在他走后不久,周恩来被秘密释放。

    当时,社会上风传周恩来已在上海被捕。李明扬密派徐彬如携一大笔钱去上海,相机行事,设法营救出周恩来。他还给驻上海的第32军周凤岐部师长池雨田写了封密信,交给徐彬如带去。信中请他看在旧日同在赣军共事的情分上,设法保释周恩来。

    徐彬如办事精细,他在上海多方打听,总算了解到实情:一度被扣押的周恩来,已安然脱险。后来,徐彬如将500块大洋郑重地交给周凤岐部总务处包处长(此人也参加了周恩来脱险的行动),请他设法转交给周恩来。

    十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托国民党左派人士、安徽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朱蕴山给李明扬捎去一封短信,说他当年收到了那笔钱,还用这笔钱救出了两位身陷囹圄的同志。

 

 

                  周恩来参加“六大”历险记

 

1928年,中共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去苏联。

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让邓颖超列席大会。5月初,他们乘船离开上海,组织上安排他们坐头等舱,但是当时他们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两天他们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旅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他们。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在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 。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周恩来回答舅舅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回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人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尼?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被日本人叫去的时候,邓颖超本想跟他一起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对警察厅的负责人说,让他们帮邓颖超找旅馆,并把她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分开了。她住进旅馆,等周恩来回来。她的心情是很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但她表面上还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

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来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你立即把它烧毁。”邓颖超马上找出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他们还是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周恩来被审讯完了,他让警察厅为他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坐在他们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他们已看出这人是跟踪他们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长春站下车时,那个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周恩来应立即回片。周恩来装着找名片的样子,在上衣口袋里找:“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装作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应付过去了。

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他们了。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伯父家住了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弟弟陪邓颖超赶到哈尔滨。可是,因为接头证件已毁掉,他们在哈尔滨无法同有关人取得联系。幸好是“六大”的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等人。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她真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李立三,再同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参阅资料

 

        参见夏之栩:《片断的回忆》

        载《红旗飘飘》第五集                (1970.10.10笔记 2001.12.20)

        参见《作家文摘》2002.4.9 《私放周恩来》

        原载《周末》2002.3.22 王炳毅/文                    (2002.04.11)

        参见《文摘旬刊》2002.4.26 《周恩来与李明扬的交往秘闻》

        原载《各界》2002.4 王炳毅/文                       (2002.05.05)

        参见《文摘旬刊》2003.1.24 《周恩来上海二次脱险》

        原载《名人传记》2002.12                            (2003.02.02)

        参见《作家文摘》2006.4.7 《邓颖超回忆:参加“六大”历险经过》

        原载《周恩来画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出版

                                                           (2006.05019)

 

 

 

 

 

 

 

 

 

 

 

 

 

 

 

 

 

 

 

 

 

 

 

 

    第三章  周恩来劳山遇险

                 周恩来赴苏联治伤

 

                    周恩来劳山遇险

 

                  三辆卡车,两只大铁皮箱

 

    19374月,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有一个“汽车站”,那里停放着延安所有的汽车约十辆卡车。其中除了几辆专用于运送给养和联系各部队之外,还有几辆也起了“公共汽车”的作用,常常被用来运送学员、干部、战士,有时也让老百姓搭车。

    4月下旬,中央保卫局突然派人控制了三辆卡车,不准其他任何人使用,并对这三辆卡车加哨看守,采取了特殊的保卫措施。

    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连过路的老百姓也有所觉察。

    原来周恩来于4月初从西安返回延安,汇报和研究进一步与蒋介石会谈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在延安一连住了三个星期。他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住在一块,住所原是凤凰山一所吴姓的大户住宅,一溜三孔窑洞,朱德住西孔,周恩来住东孔。朱德见周恩来衣被单薄,当时天气尚有几分寒意,便把一条红白相间的花毛毯送给了他。这条花毛毯还是红军将领董振堂在江西宁都起义后送给朱德的,朱德带着它经历了反围剿、长征,直到延安还在使用,现在把它送给周恩来,可见战友情谊之深。周恩来常年在外,四处奔波,正需要这种轻便的毛毯。

    在此期间,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此后,又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延安旧称)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长久合作问题。”并告蒋,会后即南下与他会晤。

    中央保卫局所控制的三辆卡车正是为周恩来先到西安,然后南下庐山准备的。却不料对卡车的特殊保卫措施引起了潜伏在延安的匪特的注意,并将情报传送了出去。                                         周恩来193712月在武汉

    424日夜间,一队红军战士来到“汽车站”紧张地搬运行李,行李中有两只大铁皮箱特别引人注目,由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显得十分沉重。

    躲在近旁窥探的土匪坐探冯长斗见到后心中一阵狂喜,暗想这两只大铁皮箱中一定装满了金条和大烟。

    这股政治土匪受国民党甘泉县党部派遣的王兆波、王实生控制,其首领是李青伍、王仲阳,成员为当地的流氓地痞,共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和临镇街上的豪绅姬延寿所率领的民团相勾结,专门刺探共产党的军政情报,暗杀中共党政干部,同时抢劫过往客商,骚扰当地百姓,无恶不作。

    前不久,他们在甘泉县马布塔河附近的公路上伏击了国民党一辆货车,劫走车上的大烟八十余包,然后嫁祸共产党,由国民党新闻机构借题发挥,大作文章,攻击共产党。

    现在他们正可以借此机会,以抢劫货车为名,煽动众匪徒埋伏截车,同时杀害中共代表。

    周恩来赴西安之行,本来决定是424日一早启程的。

    中央保卫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作了周密的部署。为防土匪袭击,他们决定派出特务队的一个排担任护送任务并且三辆卡车同时出发,周恩来到底坐哪辆车,绝对保密。对三辆车的行踪去向也注意保密。

    24日清晨,根据中央保卫局的命令,警卫排来到了“汽车站”,荷枪实弹,整装待发。

    司机发动汽车,检查发动机的运行情况。同行的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在焦急地等待。

    准备同车前往西安就任红军联络处秘书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孔石泉也匆匆赶来。

    但是周恩来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还不见人影。此时,他们正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已经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

    陈友才一路小跑前去请示:人已到齐何时出发?而周、张同毛对国共合作新的一轮谈判中一些具体的细节还在继续商讨。

    见陈友才前来请示  ,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说:“先走两个车,每车从一个警卫班。排长随车出发,副排长留下。我的车暂时不走。告诉警卫排长要特别注意安全。”

    这样,除了警卫排副排长陈国桥和一个警卫班同周恩来、张云逸的随从人员,其余的人分乘两辆卡车先行出发了。

 

 

                  孤车驶入绝地  殊死血战

 

    424日,周恩来和张云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整整呆了一天,饭都是由警卫员送进去吃的,晚上也没有出来。

    425日清晨6时左右,周恩来和张云逸来到“汽车站”,命令立即出发。

    周恩来进了驾驶室,坐在司机身旁,陈友才紧随其后也坐进驾驶室。张云逸和其他人一道上了车厢。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和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九洲护在张云逸的两旁,背靠驾驶的后壁坐着。

    卡车在黄土路上疾驶,车后扬起一股飞尘。

车厢里,干部、战士有说有笑,兴奋异常。他们绝大多数经历过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万里征途全靠两条腿,坐上四个轮子飞转的汽车,一些人还是第一次。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到过大城市,这次出去感到很新鲜。但同时,他们也都在思考,西安是国民党地区,情况复杂,心中无数,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

开车的老李是一名老司机了。他原是上海公共汽车的司机,是地下党员,1936年由上海地下党辗转送来陕北参加红军,从延安去西安,他已跑过多趟,可谓驾轻就熟。西安事变前,他就曾开车送叶剑英去西安与张学良秘密谈判。

    很快,卡车向南经过三十里铺兵站,进入劳山地带。

    山路弯弯,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卡车在峡谷中行进,两侧峭壁耸立,山上是齐人深的荒草梢林。

    地势险恶。刘久洲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卡车绕过一段弯路,驶进了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底部是一个深水潭。公路从潭中穿过。潭左是陡峭的山崖,潭右是一片茂密的梢林。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道长三百多米,宽三、四米的大坝梁,坝梁侧有一座孤零零的山神庙。

    如果卡车在山坳中遭到伏击,三面的火力居高临下,封锁退路,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一处绝地。车上的警卫战士高度紧张。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山谷的寂静。

    “什么声音?”张云逸警惕地问了一句。

驾驶室里,阅历丰富的周恩来早就觉察到情况不妙,命令司机加大油门,想尽快通过洼地,冲上坝梁,脱离险境。

老李猛踩油门,驾驶着卡车冲向大坎梁。

但是,已经晚了!三面的山梁上都响起了枪声。埋伏在坎梁上的敌人开了火,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老李身中数弹,倒在方向盘上,卡车前轮左胎被打破,卡车停了下来。

周恩来当即跳出驾驶室,命令车斗里的人:“下车!散开!还击!

负责保卫周恩来安全的西北保卫局特务队装备有当时红军最好的武器,除每人一支10响驳壳枪外,还有一挺机枪和两支柏克式冲锋枪。但敌人居高临下,人数又占绝对优势,给红军战士造成很大威胁。

    车厢里的警卫班的战士一边开枪还击,一边纷纷跳下车来,保护着周恩来。

    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刚跨出车门,腿上就中了一枪,但他忍着伤痛一边指挥战士掩护周恩来赶快撤离,一边挣扎着爬起来用驳壳枪射击。也许是因为他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的缘故,吸引了敌人的注意,一齐集中火力向他射击。陈友才意识到自己如能吸引敌人火力,就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便利用卡车做掩护与敌人周旋,直到壮烈牺牲。

    硝烟弥漫,弹雨横飞。

当时周恩来等人被敌人三面包围,右侧有个开阔地,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带领张云逸和孔石泉,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迅速通过开阔地,进了对面山上的丛林

记者吴涛跑过来,不顾一切,架起周恩来就往山上跑,迅速插向右侧山坡的丛林,又转回延安的公路,与在附近听到枪声赶来援救的红军骑兵汇合,才转危为安。

    警卫班的十一名战士在张云逸的带领下,往正面坝梁上的敌人猛冲过去,想杀开一条血路。敌人一见红军来势凶猛,掉头就跑。但敌人很快发现红军兵力单薄,于是又反扑过来。

    一场激战,虽然把敌人压回去了,但却只剩下张云逸和四个战士了。他们边打边撤,把一部分敌人的兵力引到远离伏击地点的一座大山里。

公路上,车厢里,留下了副排长陈国桥、警卫班长邓庭云、副班长王开明和其他战士壮烈牺牲的尸首……

激战半小时,陈友才和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一人牺牲,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孔石泉衣领右侧被穿了一个洞。

    匪首李青伍的指挥部就设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他透过在后墙上挖的了望孔,一边观察,一边指挥。见红军已经没有还击了,便指挥众匪徒蜂拥下山,起先抢劫。

    几个强悍的土匪,抬起那两只大铁皮箱子就跑,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十几里路外一个山坳,迫不及待地砸开铁箱上的锁,等他们打开箱子一看,立即大失所望,原来箱子里装的全是中外文书籍和一些文件,根本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金条和大烟。

    其他匪徒对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个搜身,也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李青伍的马弁李卓才,见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气得用鬼头刀在周恩来丢下的毛毯上乱剁一通。(这条毛毯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一个匪徒在陈友才的西装内袋里,搜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周恩来”的名字,马上把它交给了李青伍。

    李青伍走过来一看,陈友才相貌堂堂,与周恩来酷似,不由得又惊又怕,脱口嚷道:“快跑,捅了大乱子了!”

    李青伍本是河南人,早年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黄龙山一个村子里。他从小就不安分,耍枪弄棒,又工于心计。1935年陕北红军收编了他率领的股匪,改称万泉突击队,李担任教导员。但他匪性不改,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1936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进攻陕北红军,他就反水,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抢劫了县政府的枪支。后来,他的队伍直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控制指挥。

    匪徒们见状纷纷逃离作案现场,一个残暴的匪徒在临走前又狠狠地在陈友才的尸首上砍了几刀,把西装砍得稀烂。

 

 

                       毛泽东大发雷霆

 

    在沿湫山附近有一个红军的通讯班,他们听到激烈的枪声,立即打电话报告红军总参谋部。

    红军总参谋部刘伯承接着报告,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一边下令通知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

    黄霖接总参一局的电话,抓起警卫员的手枪,就冲出窑头去集合队伍。这时,刘伯承已下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领导人的座骑全部调来。

    黄霖顾不得清点人数,便命令赶来的几十名干部、战士立刻上马出发。

    这时,毛泽东也赶到了,他命令黄霖:“无论如何要替我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中央保卫局得到消息,十分震动。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当即派于桑带领特务骑兵排前往营救,又派人送鸡毛信调独立团接应增援,同时命令正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南区司令员吴台亮火速赶回延安,商量对策。

    此时,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了民兵,准备出发。

    随着一批接一批兵骑紧急出动,周恩来遇险的消息迅速传遍延安。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无心办公,红军大学的学员无心上课,老百姓无心生产,人们纷纷涌向延安南门外。

    朱德、张闻天、李富春此时也在人流中赶来了。

毛泽东从来从容镇定,幽默风趣,临危不乱。此时却一语不发,手里夹着纸烟,半天不吸一口只是低着头,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突然,他抬起头来对身边的一个人吼道:“保卫处搞的么子名堂,真是急得人死!”

劳山伏击事件发生后,在陕北引起很大震动,延安当晚宣布戒严。由于护卫周恩来的特务队和驻守老山的红军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便有人怀疑是张国焘暗中指使。直到延安保卫局组织剿匪部队肃清了伏击的土匪,并活捉了匪首李清伍,张国焘才算摆脱了干系。

 

 

                     剿匪,向顾祝同调飞机

 

    延安地区贫瘠偏远,素有匪患。

    当时,有军阀队伍的散兵游勇,有红军中的叛逃不良分子,还有地方上的游手好闲之徒,纠集在一起,杀人越货,兵匪难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延安地区的匪患最终危及到周恩来的生命安全。

匪患必须迅速全部彻底消除!周恩来劳山被袭击后,边区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布署剿匪工作。

一个夜晚,中央保卫局特务队一班班长严大芳带领战士化装后向匪巢进发。

“上山入伙”的严大芳等被土匪带进匪穴。匪首对严大芳说:“老弟来入伙,我真高兴,不过有规矩,入会要对天盟誓,明天天一亮就结盟。”此话正中严大芳的下怀,他将计就计:“大哥这样看得起,我们不敢不从命。不过要把大小头领都招来助兴,我们也好见识见识!”

匪首点头称好。天破晓后,匪徒们纷纷到大厅参加“入伙仪式”。就在匪徒们叫嚣的时候,严大芳将枪口抵住了匪首的前胸:“不准动!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

就在匪徒惊愕时,守在外面的警卫营也冲了进来,里应外合全歼了顽匪。

    剿匪部队全面出击,四下搜捕,不到一个月,匪患即被肃清。匪首李青伍、王仲阳、姬延寿等也先后落网。

    他们被公开镇压在甘谷驿、河社坪等几个集镇上。

延安的土匪坐探冯长斗也被群众检举出来,在二十里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当人们得知,就是冯长斗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情报提供给国民党土匪时,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群众怒不可遏,一齐冲上去,当场要打死他。会后。冯长斗被处决于柳林滩。

 

    425日下午,周恩来被接回延安。当天夜里十点多钟,警卫团的战士才在大山里找到张云逸。

    毛泽东要周恩来休息几天,恢复疲劳后再走。因为在突围时,翻山越岭,步行了好几个小时,直至遇到一个执行任务的红军侦察班,才被接到三十里铺兵站。黄霖率领的警卫团在三十里铺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又命令黄霖援救张云逸等人。一直等到张云逸回到延安,周恩来才放下心来。但是,周恩来坚持第二天清早再次启程。

    毛泽东说:“再不能坐汽车了。”

    周恩来当晚电告西安国民党行辕主任顾祝同,要顾祝同派飞机到延安来接他。他的安全的确太重要了,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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