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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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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丛书》简介 二十、《伟人周恩来》(3) (2017-5-17 15:24) 该日志已被推荐

                    劳山遇难,仅存四人

 

                                    周恩来劳山遭伏击后与张云逸孔石泉在延安

    在沿湫山的战斗中,当场牺牲了八位警卫战士,这些烈士的遗体当晚被运回延安入殓。

    深夜,周恩来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来到安放烈士遗体的灵堂。他匆匆走到陈友才的棺木前,站立了很久,热泪直流,然后慢慢地抬起右臂,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周恩来在每一位烈士的棺木前都默默伫立,以示哀悼。

在西安,为了纪念劳山脱险,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专门为周恩来、张云逸和孔石泉合影留念。周恩来还在照片背面专门写上“劳山遇险,仅余四人”八个字。解放后,一次孔石泉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对在场的人说:“孔石泉同志是我的难友。”

    1950年,周恩来对人说:“那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恐怕我早就完了。

    1970年,邓颖超去延安,在谈起劳山事件时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是他代替周恩来同志牺牲的。我们现在想起他,还觉得难过。我们会时时记得他的。”

    1973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曾想到劳山遇难的烈士坟前祭扫,当听说这些同志的墓没有保存下来,十分遗憾,并说:“陈友才同志死得很英勇,要把牺牲的同志的姓名搞清楚,把他们请进烈士陵园,为他们立碑。”

    197618日,周恩来病逝时,护理人员在他的贴身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辞:“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李特特蔡博到莫斯科

 

    1938年,李特特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她不像母亲蔡畅那样高大,个头有点像父亲李富春。

    她是随着一个陌生的女青年来到武汉,直到她站在邓妈妈面前,她才蓦然惊醒,这不是我的爱妈妈吗?

    她只喊了一声:爱……妈妈……,下面的话全被眼泪淹没了。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在邓颖超眼睛里,长高的特特还是当年在她膝盖上玩耍的特特。她心痛地一把将特特搂在怀里,笑着说:“瞧瞧,我的爱女儿怎么变得爱哭了?……”

    特特破涕而笑:“这些年你们和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不要我们了……”特特擦了把眼泪,又说,“我和外婆天天都要站在大路口想你们、等你们。你们还没有回来。我舅母牺牲后,外婆好伤心,她天天哭,就想舅舅能回来和她谈谈心里的思念。可是舅舅也不回来!”

    邓颖超听到特特谈到她的舅舅蔡和森,表情一下变了,拿手帕为特特擦眼泪的手垂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将脸扭向一边。

    特特没有察觉爱妈妈陡然变化的表情,她问:“我爱爸爸呢?”

    “他去外头开会,没有回来呢。不过他知道你这几天要来。”

    特特眨了眨眼睛,似乎明白了她为何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原来这是爱爸爸周恩来的安排。

    邓颖超说:“前几天我们接到湖南方面地下党的通知,知道你和外婆还有表弟蔡博都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你爱爸爸好高兴,他立即让人去接你们来武汉,那个去接你的阿姨,就是你爱爸爸派去的同志,你表弟蔡博也快来这里了。你们到时都要去延安的。”

    中午,周恩来回来了,一见李特特,高兴地拉过特特的右手,像和大人握手那样使劲地摇了两摇。那时周恩来的右臂还没有受伤,握手动作十分柔和,让人有依托的感觉。

    周恩来一边拉着特特的手,一边扭头问邓颖超:“给孩子加一道红烧鱼没有?这孩子从小爱吃鱼,记得不?她最爱吃爱外婆烧的红烧鱼了。”爱外婆是邓颖超的妈妈。过去了这么多年,爱爸爸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嗜好!特特心里无比温暖。

    午饭后,周恩来将李特特叫到跟前,像和大人对话那样,严肃地对李特特说:“特特,你已经长大了,今天爱爸爸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坚强……”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特特有点奇怪。

    “你蔡和森舅舅已经牺牲了!”

    这之前,李特特根本不知道蔡和森舅舅已经离开人世。她听了此话,吓了一跳,立即大声反驳:“不对,舅舅在苏联工作,是妈妈来信告诉我外婆的。”

    “这是组织的决定,不让你妈妈告诉你外婆。她老人家为革命已经献出一个儿子的生命,蔡和森又是你外婆最疼爱的也是惟一的儿子,如果让她知道了,怕她老人家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舅舅牺牲得非常英勇,他是1931年在香港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但他是宁死不屈,他死得很惨……很惨……”

    特特听着听着,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周恩来轻轻搂住小特特的双肩,让她坚强些,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要像舅舅那样,要坚强。

    因为蔡畅一直瞒着母亲,说哥哥去了苏联工作,一时回不来,也不能通信。结果母亲一直以为儿子还在为革命工作,直到她去世都不知道蔡和森早已离开人世。

    周恩来又嘱咐李特特给外婆写信时千万不能这件事情,让外婆怀有希望生活下去。

    又过了几天,周恩来身边一个副官化装成做买卖人出发了,任务是接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到武汉。

    蔡博同这个叔叔走到广西桂林时,传来武汉沦陷的消息。他们只好滞留在桂林等待地下党的通知。后来他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39年初抵达重庆,和周恩来相见。看见这个酷似母亲向警予的孩子,周恩来格外高兴,让他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有空就和他聊聊,慢慢将他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了他。蔡博知道父亲牺牲的情况后,他没有哭泣,只是告诉周爸爸,他想上前线打仗,要像父亲那样勇敢。

    周恩来宽慰地笑了,告诉他,你现在任务是学习。蔡博到延安不久,就出国前去莫斯科,他的表姐李特特已经先一步到了那里。他的姑姑蔡畅也正好在莫斯科学习。

 

 

                   周恩来、陈昌浩去苏联治病

 

周恩来因为江青的缘故,从马上摔下来,手臂受了伤,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的右臂没能长好,不能伸直,开始反复发炎。

关于周恩来手臂受伤的说法有好几种,按成仿吾的回忆,比较准确:

1939710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跶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的右臂骨折。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周恩来手臂受伤赴苏联前

    端着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嘛,我们也需要你去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顺便了解欧洲情况……” 

    1939年秋季,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养伤。陪同前往的除了邓颖超,还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和王稼祥,也同机去苏联治病。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与苏联修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羁押于苏联12年的蒋经国也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顺利回国。为此,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友好,派出了他的私人飞机送周恩来直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一架美国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然后再由苏联方面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莫斯科。

    当时中央决定去苏联的人不多,几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陈祖涛是在1938年找到的。陈昌浩决定趁这次自己去莫斯科治病的机会,将儿子送到国际儿童院学习。

    飞机起飞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延安机场上等候着许多人为周恩来等送行。刚刚十岁的陈祖涛比谁都更盼望着飞机的到来,因为父亲告诉他,如果来的是一架大飞机,父亲将带他一起去苏联;如果是一架小飞机,他和另外一些人只好乘汽车或火车走兰州这条路线去苏联了。一大早,父亲就骑着马带他去了杨家岭,先将此事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欣然应允后,还给了他们父子几块大洋,说路途远,给孩子买一些衣物。

    大约9点钟,机场上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中型飞机降落在机场上,机舱里有25个座位,这在当时算是大飞机了。

    起飞前,大家纷纷和周恩来等人告别。这时,高岗带着小儿子高毅(小名老虎)也来了,高岗见是大飞机,也动心了,想让儿子和陈祖涛一起坐这架飞机去莫斯科学习。经毛泽东同意,高毅也爬上了这架飞机。

    在场送行的还有孙维世,她是来送自己的养父母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很喜欢她,见高毅也上了飞机,就和她开玩笑说:“孙维世你也去吧。”

    那时谁去莫斯科学习都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主管。于是孙维世上马飞奔去了杨家岭。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高兴地说,毛主席同意了。                                      周恩来骑在马背上

    就这样,没有任何准备、两手空空的孙维世也意外地成了这次空中旅行的成员。

    飞机就要起飞了,孩子们坐在位置上兴奋地期盼着。突然机舱里传来响亮的哭声,周恩来一扭脸,原来是刚才被保姆抱上飞机玩耍的小老虎(陈小达,陈伯达的儿子),用手死死抓住坐椅把手,死活不肯下飞机,并且用他的武器哭声,捍卫自己的愿望。

    这个孩子才3岁,居然有了小老虎的雄风,性格特别倔强,任凭父母轮流抱他,他就是不松手,也不住口……看见孩子泪流满面,哭得好伤心,周恩来第一个心软了,就对陈伯达说:那就去吧,让孩子到国际儿童院成长吧。

    陈伯达只好自己下了飞机,但他到机舱门口,还不甘心,威胁儿子说,以后你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见不到就见不到!三岁的孩子一脸不屑,比父亲更硬气。

    解放以后,这个当年用哭声赢得学习机会的孩子,重返祖国时,他才知道真的见不到一个完整的家了,父母早已离异。他一下子跌进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陌生环境中,陌生的祖国、陌生的家庭、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眼光……他在郁郁寡欢中,得不到理解和欢乐,他才刚刚开始新生活,就一切都结束了。他自杀了!

    当时,飞机载了四个小伙伴:孙维世、陈祖涛、高毅和陈小达。除孙维世到莫斯科学院学习艺术外,其他三个孩子都进了国际儿童院,后来又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周恩来路过新疆

 

    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的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就是将瞎指挥红军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二是去看望贺子珍。

    迪化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极为重要。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汽车公路和阿拉木图至兰州的航空线。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

    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了解到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

    为了缓和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会见了盛世才。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2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三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跟国民党闹独立。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能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

    但是,仅过了一年,盛世才自恃自己势力坐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候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形影不离,不敢有一丝怠慢松懈。

    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了四次面,盛世才开始时还算斯文。最后一次,他索性撕破了脸面,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还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的表态说:“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一满马上召回。”

 

 

                   周恩来在苏联的治疗和工作

 

    19399月中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914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919日施行手术。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25日拆线,伤口已全部愈合。接着开始了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等治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功能。

    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臂已经可以移动,但手臂恢复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

    周恩来出院后,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并为共产国际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                 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

    周恩来几次会见委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12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了《中国问题备忘录》一稿,全文共5.5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周恩来从19399月至19403月,在苏联共待了六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通过周恩来的工作,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共的领导是正确的。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而到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30岁。

    19403月,周恩来回到了中国。周恩来的手臂并没有完全治好,落下了终身伸不直的后遗症。

 

 

                       李鹏去延安

 

    周恩来在成都同时找到了三个孩子,一个是朱敏(朱德的女儿),一个罗西北,再一个就是李鹏。

    这三个孩子中,周恩来以前见过两个,罗西北和李鹏。因为他们都出生在上海,只是李鹏比罗西北小一岁,是1928年农历九月初八生的。

    李鹏出生那一年是龙年,李硕勋却为儿子取名李远凡(上加草字头),此字是表示小草茂密的意思,和龙没有一点联系,他只希望儿子做默默无闻却生机昂然的人。

    李鹏长大后,为自己改了名字,这名字似乎更符合龙年的象征龙腾虎跃,鹏程万里。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当时任浙江省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在杭州秘密工作。李鹏的母亲赵君陶也是地下党员,不过没有和丈夫在一个省委,而是在江苏省委秘书处做机要秘书,工作地点在上海。

    李鹏和所有白色恐怖时期出生的革命后代一样,一落地就开始东躲西藏地生活。特别是在上海,国民党特务搜得特别紧,他的亲舅舅赵世炎已经人头落地,孩子已送往莫斯科。

    李鹏的母亲在月子里就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四处隐藏。一次,李硕勋从杭州回来看望他们母子,正在家中和儿子嬉笑时,突然遭到敌人搜查。眼见前后门都被封死,无路可走,李硕勋急中生智,抱起孩子从窗户跳到邻居家的阳台上,然后从人家后门逃脱。

    1931年初,快要去苏区工作的周恩来找李硕勋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去广西任红七军政委。

    李硕勋离开上海前和陈云、潘汉年、王明一起吃了一顿离别饭。饭上大家打趣说,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要各奔前程了。不知最后谁能活下来,何日才能见面?今日我们相约,如果有一天相逢,我们一定再聚首吃一顿团圆饭。

    到全国解放,他们四人中间少了李硕勋。他在193195日在海南岛海口市英勇就义,死时28岁,他的独生子李鹏差3天满3岁。

    赵君陶有一个二哥在成都,他虽在国民党军队当官,但为人有正义感,投奔他,他们孤儿寡母或许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二哥接纳了他们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九、最小的妹妹和可怜的外甥。李鹏在成都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

    一天,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赵君陶突然得到地下党的通知,说是某旅馆里有一个人要见她。她赶去一看,是邓颖超。

    多年不见,大家自然一番感慨,一番悲伤。

    邓颖超说想见见李鹏,赵君陶就让姐姐写信让孩子回来一趟。当时,顾鹏就读的学校离成都有几十公里。

    终于回到党的怀抱,赵君陶离开了正在上学读书的女儿,和邓颖超一起去了重庆。

    一年后,邓颖超又来成都,将李鹏和妹妹李远芹(后改名李琼)接到重庆,让他们和母亲团聚。

    1940年初,在重庆红岩村13号,八路军办事处,李鹏先见到了邓颖超,邓妈妈对他说,周伯伯在里面,我带你去见他,他要和你谈话。

    “恩来,这就是李硕勋的儿子,他刚从育才学校回来。”

    周恩来以前见到过李鹏,现在见到11岁的李鹏,竟然一点没有吃惊,说和以前长的一一模一样,变化不大,就是个子长高了。

    “你爸爸牺牲以后,你和你妈妈吃了不少苦,我和你邓妈妈一到武汉就让人找你们。现在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紧张,为防止意外事情发生,中央决定将一部分家属和工作人员撤离重庆回延安,我们决定送你去延安学习。原来可以去莫斯科的,但是那条路线被国民党军阀切断,无法通行了。你妈妈在重庆隐藏得很好,不准备撤离。你一个人去延安,行不行?

    李鹏来重庆已经好几个月了,他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延安使他向往已久,他毫不犹豫点头答应了周伯伯。

    李鹏又回到周公馆,等待出发去延安。

    去延安的有100多人,周恩来亲自看他们上车,他让孩子和妇女先上去,然后才让男人们上车。

    1943年春天,李鹏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就步行了十多里路,到枣园看望他们。周恩来抽出时间专门听了李鹏在延安两年多的情况汇报。

    1945年,李鹏接到组织上让他去前线接受锻炼的通知。临行前一天,他去枣园向周恩来和邓颖超辞行。

    这时的李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他报告这个消息时,周恩来很高兴,说:“你入党,是件好事,说明你在不断进步。但是光组织上入党不够,还要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次去前方,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邓颖超想了一下说:“你那条被子是1941年从重庆带来的,大概也被你蹬破了吧?这次我送你两斤丝棉做条新被子。”李鹏看见他们自己床上是洗得发白的被子,不肯要。

    邓颖超说:“你年纪小,丝棉被子轻,行军好背。这些丝棉还是宋庆龄带来的,你拿去吧。”

    就这样,李鹏带着长辈的希望和温暖踏上了去前线的征途。

 

 

 

                             参阅资料

 

    1.《超越血缘之爱周恩来与革命后代》《作家文摘》1999.1.5

        原载顾保孜著《超越血缘之爱》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月出版

                                                           (1999.01.08)

    2.《周恩来一生挫败三次谋杀》 劳 正/文《五指山》1992.4  (2001.08.04)

    3.《李特特和她的“爱妈妈”》《作家文摘》2003.9.30

        原载《超越血缘之爱》顾保孜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0出版

                                                           (2003.12.29)

    4.《周恩来延安骑马摔伤之后》吴跃农/文《文摘旬刊》2006.3.31

        原载《文史精华》2006.3                             (2006.05.17)

5.《传奇将军严大芳》严映明等文《文摘旬刊》2008.6.20

    原载《文史春秋》2008.4                             (2008.07.04)

6.《周恩来说孔石泉“是我的难友”》《文摘旬刊》2010.3.19

    原载《孔石泉画传》                                 (2010.03.29)

7.《周恩来“惊马事件”的不同说法》叶永烈/文《作家文摘》2010.8.17

    原载《“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2010.09.13)

8.1937年,周恩来的一次遇险》李乔/文《作家文摘》2011.3.25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增刊                     (2011.04.24)

 

 

 

 

 

 

        第五章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

1975年,是中国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鋩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煎熬。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毒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周恩来仍然表现出高度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罗青长匆匆赶到305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15分钟的谈话,周总理竟两次被疾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周恩来所说的“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一个是张学良,这是众人都熟悉的;另一个是指张镇先生,这是大家不太熟悉的。194510月,国共谈判在重庆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的两天前,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周恩来初会张学良

 

    193633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谈话内容主要是有关抗日的事。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张学良送走李克农回到西安后,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要“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明白这是指共产党关系。他特地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赵毅通过李杜找到了刘鼎,随即一同回到西安。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按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于是,刘鼎便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名义,成为张公馆的上宾了。

    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时,曾提出希望会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一同去肤施会晤张学良。

    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后,张学良非常欣赏李克农。50多年后,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说:“李克农这个人好厉害,很会说话,对东北军影响很大,王以哲受其影响很大。”(80年代初,叶剑英公开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党员。)

    肤施就是延安,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地。由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寇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

    接到张学良的回电后,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47日起程,一路上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延安城东北的川口村里,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延安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和刘鼎等人飞往肤施。

   19364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特务颇多,所以对周先生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

    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过,张学良以前曾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但并不相识。

    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未见过面,尽管他们今天初次相会,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张学良喜欢开飞机,有一次在陕北巡视,还被红军开枪射击。

    事情是这样的:红军战士多数是穿蓝衣服,张学良在飞机上看见了,在张学良飞过去的时候,没有看见有红军,回来一看,怎么是蓝衣服把那个地方占了,他们就用迫击炮弹当炸弹往下投,红军开枪打飞机,张学良的飞机挨了好几枪。当时周恩来也在那里,张学良投下的炮弹差点把他炸死。这次见面后,他们谈起那天的事情,周恩来说,他那天就在那里。

    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不瞒周先生,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

    周恩来静心地听着张学良的讲述,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身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

    49日,这天晚上,在肤施城内的一个教堂里,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周恩来与张学良开诚布公,侃侃而谈。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长谈。对于联合抗日问题,张学良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他根据这两年同蒋介石的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介石还是有抗日可能的,蒋介石的错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学良说:“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介石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又说:“我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

    周恩来说:“我对于张学良将军提出来的联蒋抗日主张是同意的,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顿时非常高兴。

    接着,双方围绕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中国如何进行抗战准备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口头协议。

    双方还谈到了许多国际国内其他方面的问题。张学良向周恩来掬诚求教,周恩来则以深刻、精辟的见解,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如会上达成了如下协议:东北军退出肤施,让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进驻肤施。

    最后,张学良说:“我坚信我在里面劝,你们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他当即慷慨解囊,拿出私人积蓄的两万银元支持红军抗日,会后又送给红军法币20万元。

    这次会见,张学良与周恩来达成了“联蒋介石抗日”的方针,约定“共同保卫中国”。

    直到拂晓时分,张学良看了看表,觉得应该是结束会谈的时候了,便对周恩来激动地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张学良很佩服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周恩来也很佩服张学良。

    这时,天虽蒙蒙亮了,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张学良望着远去的周恩来,心中在想:“周先生真了不起,他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得很清。”

    50多年后,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说:“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那年4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8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和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龄相差不多,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着内敛,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张学良对来访人士说:“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剌透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

1946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 :

在刚才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12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

现在抗战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一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子文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周恩来的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子文心知肚明,迅速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谅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周恩来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传送这封信。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朱女士于1962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在参加教堂做礼拜的活动时,她通过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了张学良手里。张将军打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信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张学良顿时潸然泪下。

1937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往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兄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使,盼有救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19464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之。

信中所说“近日友人惨死”是指“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

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张学良大义凛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感力,但决不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人说:

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形下,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抗日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产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就是中国人应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那我还是张学良么?

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地称赞这种正文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地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19761月,张学良听到了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整日伤怀痛悼。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

 

参见“不能忘记老朋友”》王充闾/文《作家文摘》2009.1.6

原载《十月》2009年第1期                                  (200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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