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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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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2)上册 (2017-10-15 09:24)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孤岛落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第一章  蒋介石永别大陆

 

                  张其昀劝蒋介石迁台

 

张其昀字晓峰,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生于1900年,1919年毕业于浙江宁波省立第四中学。1923年,张其昀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前后有十年之久。1936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请他任浙江大学新设的地学系主任。1943年,张其昀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归国,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张其昀去了台湾,此后历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成为蒋氏父子的股肱之臣。

抗战时期,张其昀经陈布雷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陈布雷自杀之后,蒋介石身边的空白也是由张其昀来填补的。他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经被消灭过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张其昀提议将国民党的党、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他的提议,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们认为西撤川康不妥,并说明撤台湾的种种优势:

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物茂密,粮食农产品基本可以满足军民所需;二、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尤其是台岛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交通发达,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以反攻大陆。

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国民党唯一的选择。蒋介石也就听从了这些意见,准备迁台。1948年底,蒋介石任命其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就是迁台的信号了。

1949年初,蒋介石就下令抢运黄金、白银、外汇、文物等到台湾。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荐举张其昀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兼任秘书长,此后,台湾就有了一位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

 

 

                   蒋介石抢运黄金和“引退”

 

    国民党自1928年北伐胜利到1949年败退台湾,掌握全国政权达20余年,积存有巨额的金银外汇。到了1948年末,蒋介石败局已定,为了加强台湾这一最后的顽抗基地,蒋介石决定将保存在上海的巨额金银外汇秘密运往台湾。

    19481110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手令给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中央银行总行准备迁驻广州,其重要档案、账册及金银现款,应即分运广东、福建与台湾切实保存为要。俞总裁鸿钧。蒋中正手令。”

    1948121日午夜,一艘貌似寒伧的货船,停靠在外滩江边,同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隔江相望。船员们衣衫褴褛,是从海军人员中挑选出来又经过伪装的。这时,中国银行的几位经理已得到大量贿赂,并取得乘坐这艘货船驶往安全地带的许诺,条件是打开金库。国民党军队已封锁了银行周围地区,其中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在黑夜里,苦力们一面挑着沉重的担子,一面有节奏地发出吭唷声,向黄浦江边挪动脚步。

    那艘货船,其实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军舰。

    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在写字间里开夜车、写电讯。他看到窗外的这种情景,感到非常惊讶。当他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给伦敦发出了一份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被用传统的方式运走。”

    其实这天夜里的情况,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一艘军舰,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度,驶向基隆。两天以后,台湾省主席陈诚打电报给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鸿钧,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突然减轻。

    这是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将储藏在上海国库的黄金抢运台湾的情况。

    蒋介石抢运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就是194812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4459万两,运到基隆;第二批运走57.2899万两,及银元1000(每箱4000)运至厦门;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以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19.8万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前后三批,共抢运黄金2775千余两。同时运往台湾的银元有三千万元,美金二亿多元。

    蒋介石对台湾早有打算。早在19461025日,蒋介石就飞赴台北,出席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典礼,趁此机会在全岛巡视了一圈,向随员们大发感慨:“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更大,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模范省。”

    后来,随着战局不断逆转,蒋介石开始作“万一”的准备,思来思去,只有台湾这一只棋子了。

    1948年底,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考虑引退了,其目的在于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正如蒋经国的日记所载:“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另起灶炉,重奠革命基础,争取新生。”

    蒋介石的“另起灶炉”的基地,正是台湾。他向陈诚等一班亲信交底:“我坚信,就算整个大陆被共党拿去了,只要保有台湾,就可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将不顾一切,毅然准备下野,把台湾变成复兴基地。”

19491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暗示行将引退,并紧锣密鼓作退守台湾的各项部署。同时,在这一天,宣布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中旬,蒋介石又加任陈诚为台湾警备总司令,蒋经国则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

1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由南京赴上海拜访俞鸿钧,希望他将中央银行所存金银外汇移往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预算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也先后拜访俞鸿钧和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徐堪,就蒋介石指示以预支军费名义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90万两及白银、外汇先运厦门再转台湾一事进行研究,并取得上述3人的同意。

    在抢运黄金、美钞运往台湾的同时,蒋介石又指令中国银行总裁席德懿,把银行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听命转移台湾。

    蒋介石还频频约见亲信面授机宜,要他们把防守重点放在东南沿海,注意保存实力,实在守不住就渡海入台。又一再指示陈诚加紧对台湾的控制与建设,并拟定“治台新方针”令陈诚照办。

    19491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当天下午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飞离南京到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笕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

    在杭州时,蒋介石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向他们面授机宜。

    奉化是浙东有名的风景区,溪口的春天更是迷人,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一派江南旖旎风光。但是蒋介石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跑到武蛉学校取来。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白米饭,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人员只好到山下白岩村换米重做。武蛉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了给蒋介石佐餐。不料甲鱼端到桌上时,蒋介石触景生情,申斥施季言:“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然而蒋介石人在溪口,心系南京,念念不忘“党国”军政大事,更多的心思是用在了对南京政府的操纵和指挥上。

    在此期间,蒋经国秉承父命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监造定海机场,一旦淞沪弃守,好以定海为基地,出动空军接应和掩护从淞沪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汤恩伯的部队,使之有计划地先撤至舟山,继而撤往金门、马祖和台湾;二是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国民党政府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悉数运往台湾。

 

 

                  南京到台北  海空运黄金

 

    吴嵩庆是当时国军财务署长,蒋介石亲自写下手令,要吴嵩庆将中央银行总库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做军费运去台湾。

    中央银行的黄金分三批运台,第一次是在1948121日,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从上海运到基隆,计有黄金80多吨及白银120多吨。吴嵩庆当时人在南京,未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之事,但第二批、第三批金银运台,他都参加了。

    1949年前后,国共内战白热化,金元券狂贬,财务署遵照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对主要作战部队发放黄金、银元。解放军攻下武汉后,上海中央银行即将29.5吨黄金和无数银元运至厦门,存放在鼓浪岛的交通银行地下仓库。金块有大有小,外表都用牛皮纸包好。金银均装箱,箱外有封条,写上重量和数目。鼓浪屿没有汽车,金银的运送全靠银行雇来的挑夫,由他们把这些贵重的箱子挑上交通船送去厦门,再运上飞机或军舰。

    黄金分三次运送到台湾,由军用飞机押送。最多的一次曾运13万两,分别放在13个木桶里,由财务署预算科长李光烈负责押送。

    黄金运到台湾后,交给台湾收支处长王永涛,由他负责点收和保管。黄金存放在财务署的库房,也就是现在中正纪念堂的园地里,这里原来是日本管理军费的一个处,地下很深,面积约330平方米。银元则放在台湾银行仓库。

    当时是军用飞机运黄金,兵舰运银元。有一次军舰载运800多箱银元,为了慎重起见,还由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押送。

    当时为何不直接将黄金、白银运到台湾,而要先存放在厦门鼓浪岛?因为蒋介石当时原打算到西康打游击,根本没想到要退守台湾。可是兵败如山倒,国军一下就被共军打得溃不成军,才不得不撤退到台湾。

上海第三批金银运台,则是在19495月上海即将落入共产党手中前夕。当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与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将中央银行剩余的金银提出。黄金银元的运用,完全由蒋介石一手掌控,财政部长徐堪无权调拨。

19491月至4月,在吴嵩庆的主持下,国民党自上海运走黄金90万两、银元7500(每箱4000)、纯银3000余吨,暂存于厦门鼓浪屿交通银行地下库房。这批黄金运到厦门点验时,竟多出9万两。19497月,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进军福建,存于厦门的金银分别由空、海军运到台湾。

此外,国民党还将外汇7000万美元移存台湾,另将1000万美元由国民党空军采购委员会主任毛邦初中将以私人名义开户存入美国银行。

1949517日,上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汤恩伯令中央银行副总裁李立侠提出黄金19.8万两、银元300(120万枚)、纯银300吨,运往台湾。至此,中央银行国库只剩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就这么可怜的一点钱,也在27日上海解放前夕被汤恩伯全部提去作为军费。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共运往台湾376.5358万两黄金、3520万枚银元、8000万美元(含存入美国银行的1000万元)3300吨纯银。据国际金融专家研究认为,上述银元、纯银、美元按当时价值折合黄金约400万两。

 

    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除黄金、银元、美钞之外,原存南京博物馆的故宫文物也被大量运往台湾。其中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文具、名画、杂项等共1424箱,图片画册1324箱,历史文献204箱,共计文物231910件。这些文物中很多是无价的稀世国宝。

    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溪口后,他又记起还有一箱约合美金一二百万元的珠宝,存放在上海中央信托局,因蒋经国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具体存放地点,特令蒋经国等再去上海,设法将其运到台湾。

蒋经国到达上海后,李宗仁代总统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并吩咐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蒋经国无法取出,只得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蒋介石指责道:“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无言对答,只好依其父意旨再努力,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箱子珠宝搬出来。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得知大量金银被运往台湾的消息后,于1949217日严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1949120日继任),禁止中央银行金银他运。322日,李宗仁令刘攻芸将运往台湾的金银运回。但李宗仁的命令并无效力。4月下旬,已逃到桂林的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要其交出人事权、军权和财权,并出国而由自己全权主政中枢。蒋介石复函李宗仁,对金银外运台湾一事来了个死不认账。

    李宗仁为维持军饷,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湾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介石暗示,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与此同时,陈诚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作为蒋介石的最高代理人镇守台湾。在陈诚的残酷控制下,台湾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批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在台湾所发挥的功能,后来蒋介石本人作了如下评估:“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法,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也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为波多黎各的四倍,它怎能维持六十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是靠蒋经国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兵的生活,社会经济的繁荣。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十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

    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实是由全国同胞的血汗培植起来的。没有从上海运去的大量黄金、美钞、银元,台湾经济的崩溃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尽管蒋介石劫财、掠宝,经营台湾以为后路,南京、太原相继解放的消息传到溪口,仍使蒋介石惊恐万分,精神恍惚,曾想一死了事,后在蒋经国等人的百般劝慰下,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人民解放军正逼近杭州。溪口位于四明山麓,活跃于四明山区的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在解放军大军渡江之后,活动更是频繁。负责保卫蒋介石的交警旅长杨遇春,就曾在离溪口二十多公里的公路上,被游击队俘虏过。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决定离开溪口。

 

国民党运台黄金今何在

国民党运到台湾的黄金,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批黄金在19509月就已花光。但据当时负责运送黄金的国民党“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的说法,认为“黄金用光”绝非事实。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吴兴镛,在台湾政治大学作了题为“黄金档案:1949年黄金运台解密”的演讲,介绍黄金的来源、数量与去向。

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搬运第一批200万两黄金到台湾,后来分六批,总计约400万两。其中,在大陆战场花掉130万两。从1949年中到1951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各项开销,靠这些黄金才度过。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在回忆录中指出,19506月,台湾“央行”仅存黄金54万两,每月军需18万两,因此在9月就花光了。但经过对比父亲与蒋介石日记以及两岸的解密档案,吴兴镛指出,周宏涛的回忆录中记忆有误。事实上,运台黄金另有100多万两存在台湾银行名下,包括80万两的新台币发行准备金。

吴兴镛强调,目前台湾“央行”在新北市新店文园金库的储备黄金中,还有108万就是当初带来的。这些黄金加上“央行”陆续购进作为准备金的纯金块,共计将近450吨。

据指出,这批黄金的来源主要是蒋介石政权在19488月,以发行金圆券的名义,通过半强制手段强迫民间交出的私藏黄金。当时承诺金圆券每一圆的黄金含量是0.22217克。金圆券发行后即因战乱而快速、剧烈贬值,19497月停止流通。金圆券换得的黄金多数被运送到台湾。

 

 

                      蒋介石离乡出走

 

    蒋介石从宣称“下野”在溪口“隐居”了三个月零四天,并在溪口与全家过了一个大年夜,这是他自1913年离乡以来36年中的第一次。

    鱼鳞岙中垅,是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陵墓所在地,蒋介石一向以孝子自居,以前每回溪口,总在在守孝处的墓庐“慈庵”小住,这次也不例外。省市党政军头目已恭候在此迎接,蒋介石强颜欢笑揭帽在手,与他们寒暄闲话。

    吃午饭了,一道道菜端上台。武岭学校教务处长施委言晓得蒋介石爱吃甲鱼,特地买了孝敬他,还亲自下厨配作料清蒸,恭恭敬敬递送他面前,“这是剡溪里土生土长的,总裁您多吃些。”

    施委言原来以为,蒋介石定会夸赞两句,不料他拉长脸教训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还买这样珍贵的水产给我吃?一斤甲鱼要多少钱,你怎么不想一想?”

    一脸尴尬的施委言硬着头皮说:“已蒸熟了,总裁就吃了吧,不然也是浪费。下次不敢了。”

    “下次切不可这样。”蒋介石总算领了情,却又借题发挥起来,“近时我一直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这不是因为共产党太强大,而是责在自己。我们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在太腐败了,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端上来了,蒋介石用筷子拨了拨又嗅了嗅,把筷子一搁:“这是机器加工的,我不吃,重做碾子米。”他指的是乡间用石碾去壳的大米。侍从立即撤下,去山下农户家拿来了碾子米。

    1949129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蒋介石也有先见之明,忖度这很可能是在家乡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所以十分珍视。大年三十晚上,与儿孙辈一道在丰镐房报本堂聚饮屠苏酒,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

大年初一,蒋经国赔同专程来溪口的张群、陈立夫等,向蒋介石拜年,讲了不少“新年大吉大利”之类的恭贺话。蒋介石笑着说:“念一年又过,新年如何,实难想象,但愿真能逢凶化吉又呈新气象。”然后大家一同去看谒蒋母之墓,上山摄影留念,再同往报本堂敬祖,复受乡族亲友贺拜,又再到周围各处蒋家宗族祠堂,甚至驱车远赴宁波蒋公祠敬祖。晚上大家聚餐,并观剧。一天下来,热热闹闹,蒋介石的心情大为好转。

大年初二,黄少谷应邀赶到溪口,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决定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造”的决定告之黄少谷,并全权交黄少谷办理。最后,他又无限感慨地说:“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

这天,蒋介石来到溪口武山庙,决定到武山求神灵指点。蒋介石从小跟随其母出入佛门,很迷信。在侍卫的簇拥下,蒋介石身穿黑袍,来到武山庙。他亲手燃上香烛祈祷,然后闭上双眼,捧起签筒,求了一签,只见是“中下”签。签上写的是“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他又求一签,上写“困居长坂坡,失陷落凤城”,下注“出师不利,丧妻失偶,早求退路”。蒋介石不仅一阵颤抖,站在旁边的侍卫忙说:“这种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偏偏蒋介石是虔信不笃,斥责侍卫:“不许乱讲! 武山庙的菩萨是很灵的。”

    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溪口镇上凡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以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晚上,蒋介石还亲自到武蛉学校礼堂看戏。那天晚上看的是《苏三起解》,他和宋美龄并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提前索然离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蒋介石在与舅父谈话时,不时流露出忧愁伤感,情不自禁叹息声声。在去外公坟前拜别时,伫立许久后说:“外孙不孝,快要走了,事出不得已,望外公原谅。”

    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在她家吃了午饭。大舅母送给外甥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若干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四十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

    45日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岙祭扫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却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用奉化土话叽咕:“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到桃坑山扫了父亲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楝头村、夏岙村等地。

    蒋介石坐轿车到楼隘村时,保甲长带着村民夹道欢迎,下车后走进蒋家祠堂,一些村民跟了进来,卫士连喝带阻拦不让入,一老头又气又急叫道:“我要看看蒋总统,为什么不准看?”

    听到喊声的蒋介石喝退卫士,返身迎向老头,和颜悦色道:“我就是蒋介石,请进来吧。”族长挤了过来,直呼老蒋小名:“瑞元,祠堂破得漏雨了,可否修一修?”蒋介石满口答应:“阿叔说的是,一定修,我会着人办理的。”然而半月后他仓皇离乡,“一定修”成了空头支票。

    在葛岱村口,蒋介石下桥步行遇一老者,主动与老人打招呼:“阿公贵姓?”老者答:“姓王。”蒋介石高兴得摘下帽子鞠躬为礼,是因为遇“王”为大吉大利,还连声说“好,好”。而老人却不知所以,怔怔发呆。

    走不多远,来了个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向蒋介石深深一鞠躬:“总裁好。”老蒋笑问:“贵姓?”那人答道:“小民姓谢。”蒋介石听了脸色一变,不客气地连连挥手:“去吧,去吧。”原来蒋介石视“谢”为不吉,因为含“凋谢”、“谢绝”之意。

    1949421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介石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亦停,中途散场。

    原来4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了长江。紧接着,23日,解放南京。解放军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指浙东。蒋介石坐立不安。24日清晨,因心烦意乱早醒的蒋介石又闻警报:慈溪发现共军便衣。他知解放军善于奔袭,担心如神兵天降成为瓮中之鳖,故准备开溜了,叮嘱蒋经国:“家园虽好,未可久留了,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1949425日,是蒋介石永别溪口的一天。蒋介石早早吃完早餐,瞻仰了总理纪念堂,带领蒋经国到蒋母王氏墓前祭祀了一番,他双膝跪地,涕泪横流。

    “父亲,起来吧。”小蒋搀扶老蒋,然后父子二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的山水作最后一次眺望。离别时,“悲痛之情,难以言宣”。后来蒋经国回忆他当时的心情是:“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蒋介石在溪口时,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下午三时,蒋氏父子拜别故里,乘车至海边,步行至象山港,登上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泰康号”军舰,蒋介石去贵宾室坐下,情不自禁掉下泪来,口中喃喃:“何时再得归来哟!”

    蒋介石下令驶往上海。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蒋介石为什么对保住上海如此重视呢?原因有三:一、上海是蒋介石当年发迹之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江浙财阀,尤其是上海财团的支持;二、上海还有大批战略物资没有抢运完;三、上海有英美的巨额投资,由于利害相关,可望获得英、美军事干预是蒋介石多梦寐以求的。因此,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能多守几天也好。

 

    426日下午,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停泊在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在岛上,蒋介石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严令坚守上海三至六个月。

    当时的上海已是风声鹤唳,士气涣散,社会秩序混乱,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为安定军心,蒋介石踌躇再三,决意作公开的亮相。

    427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兵保护下离岛进入市区,下榻办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稍后不久,原本严加保密的他到上海的消息公开,汤恩伯更按他的叮嘱传达至每个官兵:总裁已亲临上海督战,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430日,蒋介石在龙华机场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及上海战区空军司令员毛瀛初等,对淞沪防备再作详细了解,再作周密部署,并训示:“......淞沪之战,事关党国存亡大计,务必尽心竭力。”

    为诱使广大官兵卖命到底,蒋介石于51日召集在沪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谈话,以老校长的身份大谈黄埔精神,决死保卫上海。

    令蒋介石扫兴的是,一些黄埔系军官接到通知后,托故未来参加谈话会,更多的人拒不参加“中央军校同学会非常委员会”。

    也是5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见团以上军官,训示打气后,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我这次来了,就留下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与官兵共艰苦,与上海共存亡。”

    为了表明他“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把两个儿子都押上了,当众宣布:“保卫上海政工方面的事,交由经国负责;并已命令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带领装甲部队来沪,以增强上海防务。

 

 

                     蒋介石永别大上海

 

    53日杭州解放。京沪杭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且已处在解放大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蒋介石担心在上海呆下去,恐怕会成为瓮中之鳖,或再演西安之变,所以决计开溜了。遂于55日向蒋经国交代:“去准备好出发的船只。”又指明要吨位大的轮船,他有预感,是最终告别上海了,要将沪上贾尔业路(今东平路)行宫里的动产全部搬走。

    蒋经国冒着大雨到外滩轮船招商局,约见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道明来意,征用4600吨的“江静”号轮船,严令船上已售出的客票全部退了,备好足够四天用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56日上午,蒋介石单独把汤恩伯召来,说:“要尽力坚守,能守多少时间就坚持多少时间,实在守不住就撤往舟山,相机去台湾。有台湾在,就有希望,所以一定要保存军队。”

    有了蒋介石这几句交底的话,汤恩伯只守了半个月,就逃之夭夭。

 

    194955日中午,新婚方三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午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直着嗓门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一趟,三轮车已等在门口了。”

    徐品富吃完饭就急忙赶到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和副总经理黄慕忠正急得团团转。一见徐品富,顿时高兴万分。

    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四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董事长,这次要我船担任的到底是啥任务,活动的区域在哪里?我这个当船长的,心里总要有个底,再说业务上也要有个准备,一无所知的出了海,将来万一出了事,到底啥人负责呢?”

    徐学禹和黄慕忠交换了一下眼色,压低了嗓门对徐船长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此事要绝对保密,只能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

    徐品富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想托词推掉,但转念一想,既然已经选中了,推不得,只好见机行事了。告别了董事长,徐品富匆匆赶到码头,只见“江静”轮象往常一样,平静地靠在码头旁。

    “江静”轮是艘上海沦陷时期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4600吨位的大型客货轮。航速每小时十余海里,当时叫“宁波丸”,专门跑上海到宁波的航线。抗战胜利后,“宁波丸”改为“江静”轮,并进行了彻底的改装,气派豪华,成为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往来于申甬航线上的特殊船舶。

    第二天一早,一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一百多名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中有机要人员、马夫、轿夫、炊事员等;至于物品更是不计其数,有几个人才能抬动的大银箱,有挣扎着不肯上船的大洋马,有一乘轻便的轿子,甚至连蒋介石睡的大铜床和红木三联大橱都在吆喝声中抬上了船,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严阵以待。一名副官告诉徐品富船长,船上所有人员一律不得随意走动。

    晚上8时许,在极度神秘的气氛中,一艘大型的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上膛的卡宾枪,扣上板机,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脚蹬圆口轻便缎鞋的蒋介石,右手执根手杖,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款款登上了舷梯。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他的儿子爱伦。徐船长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蒋介石看来比照片上瘦长,高高的颧骨,深深下陷的眼窝似乎有点忧伤。至于跟在蒋介石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已同他打过几次交道。碍于面前的蒋介石,蒋经国只是对徐品富淡淡地一笑。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时间仓促,还来不及布置,于是这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

    “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踏进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徐船长询问蒋介石何时开船为好,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船长:“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

    “12小时左右。”

    “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蒋介石说。

    “开船时不要鸣汽笛。”蒋经国在旁边说。

    “好吧,明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开船,黄昏到达舟山。”

    57日早上6点钟,“江静”轮拔锚离岸,驶向东海。蒋介石透过玻璃窗,依恋地望着渐渐远逝的大上海,不禁悲从中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内心的痛楚: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产党,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今天黑暗重重,危险艰苦,但我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一定要不屈不饶地奋斗下去。

    为防动摇军心士气,蒋介石严令对离开上海秘而不宣。

    “江静”轮在“太康”舰的护航下,按照事先的命令,没有鸣笛,便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至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凿沉江底。昔日被称作“水上大马路”的黄浦江,这时已是行舟寥寥,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十时许,徐船长正在驾驶台凝神了望,蒋介石带着四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徐船长赶紧端过一把太师椅,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四名卫士静侍左右,一个拿着黑色大衣;一个臂弯上挂着手杖;一个手提望远镜;还有一个拿着张海图。只要老蒋向谁一使眼色,谁就会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递上去。

    “江静”轮进入舟山海域,远礁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一些好转。

    一片辽阔的洋面出现了,蒋介石便问:“现在我们在哪里?”

    “大戢洋面。”徐船长回答。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问:“这是什么岛?”

    “金塘岛。”

    蒋介石要求天将黑时到舟山,徐品富船长只能通知机仓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

    徐船长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着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徐船长只好操纵着“江静”轮转悠于碧水青山之间,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乘轻轿,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面授机宜,安抚人心。连日来,蒋介石也是风尘仆仆,不遗余力。

 

    10日下午5时,“江静”轮首次抵达普陀山莲花洋面,因怕发生意外,蒋介石当晚未登岸。次日上午945分,蒋介石才乘小艇在短姑道头登岸。这时岸上已准备好了轿子,侍卫长刚想扶蒋介石上轿,蒋忽然扬扬手中的文明棍,问道:“这叫什么地方?”侍卫长毕恭毕敬地回答:“此地叫短姑道头。”蒋介石听说是短姑道头,立即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一头钻进了轿子,叫轿夫快快抬走。后来陪同人员打听到短姑道头的“短”字犯了老蒋的忌讳,所以他一上岸就很不高兴。

    蒋介石上岸后,顶着八级大风先到他母亲于民国九年(1920年)春寄住过的三圣堂礼佛朝拜。他下轿步入三圣堂,见庵堂建筑款式已变,多不如前,就问僧人何故。僧人告诉他民国二十三年,三圣堂遭受过火灾。蒋介石在大殿内外看了一遍后,就坐轿上佛山顶了。到了佛山顶他步行至菩萨顶天灯台,与随从人员摄影留念。中午,蒋介石在慧济寺吃过斋饭,从小路东行下山,游悦岭庵、古佛洞,他在古佛洞内十分详细地观赏了仁光和尚的塑金肉身,后又游览了梵音洞和净土庵。因当时天下了雨,他就在净土庵休息片刻,之后直抵天福庵、南天门。下午4时多才回到船上休息,当夜就宿在船上。

    (三个月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再次从台湾乘机飞抵定海,随即转乘“大康”舰抵普陀山拜佛。在此过了三天的普陀山礼游生活。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来过舟山。)

 

    到了516日下午,愁肠百结的徐品富靠好码头后正在寝室小坐,只见蒋经国匆匆走进房来,对徐品富说:“老先生这几天坐你的船十分满意,今晚略备饭菜,务请徐船长光临。”

    当晚,徐船长走进餐厅,只见餐厅已改为蒋介石的起居室,锃亮的大铜床,红木橱,沙发排列得体,加之宫灯照亮,倒也显得幽静,雅致。原来的会客室改作了餐厅。餐厅里除了蒋介石,还有侍卫长俞济时、英文秘书沈昌奂及蒋介石的孙子爱伦。就席时,自然是蒋介石坐了首席,蒋经国和徐品富互为左右,团团坐了一桌。

    徐品富坐定后,打量了蒋介石一眼。几天来,蒋介石本来就显得清瘦的脸更显得苍白,他不声不响,眼神游移不定,显得心事重重。

    “老先生,在船上习惯吗?”徐船长也学着蒋经国称蒋介石为老先生。

    “蛮好,蛮好!”蒋介石连说了两个“蛮好”。

    侍者端上菜肴。蒋介石性喜素食,有三碟素菜,其余都是海鲜。

    “吃,吃啊!”蒋介石将筷头点着菜劝徐船长。徐船长浑身不自在,匆匆吃了一碗半饭便退了席。

    饭后,蒋经国又告诉徐品富:“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

    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急中生智,说:“‘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的把……”

    蒋经国听出了徐船长话语中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太康’跑就是。”最后,他要徐品富考虑,明日再听他的回音。

    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明去还是不去台湾,采取拖的办法。十时左右,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徐品富提心吊胆躺在住舱里。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急忙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三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突然落了地,看来蒋介石也许要坐飞机去台湾了。

    原来,52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岌岌可危,已成惊弓之鸟的蒋介石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下午1时半,蒋介石离开了“江静”轮,登上“美龄”号飞机,在隆隆的巨响中,飞机滑过跑道,冲上蓝天。

 

    524日,蒋介石亲笔起草了两通电报,落款却是俞济时。内容如下:

    “可交太康黎舰长速发。桂总司令:总裁昨派周参谋携慰劳书来沪,想已接到。此函与犒赏款,除通令各官兵外,不必登报,亦不必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为要。特属代达。俞济时叩。”

    “最急。派专人监发。汤总司令:昨周参谋携总裁慰劳书及犒赏款项,想已接到。此书与赏项,除通令各官兵外,不必登报,亦不可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陈兄及周、桂总司令慰劳书外无他。各将领函件已停交,以免登报。并以此意转告谷正纲同志为要。奉谕转达,请即办。俞济时叩。”

    给桂永清的电报中,蒋介石明明说的是给了他犒赏。但是,给汤恩伯的电报中却说,只给了陈良、周至柔和桂永清发了慰劳函,没有给他们其他东西。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而且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话,从中不难领教蒋介石的权谋了。

    528日,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

    “汤总司令:两日来未得沪战确息,系念之至。昨派经国飞沪,传达意旨,又因江湾机场撤退及定海气候不良,无法落机,只得中途折回。今又派其试飞上海与定海,未知果能达成目的否。如果上海不得已而撤退,应由吾弟名义,对中外发表一简短宣言。大意谓:此次上海剿共之战,共匪被国军消灭者,在阵前死亡者已不可数,足有八个军,其论总数者不下十万人。国军以打击共匪之目的已经达成,而又不愿我人民在市区内因作战而遭受无谓之牺牲,故放弃在市区内战争,乃依照预定计划实行撤退,以期从事整补后再与共匪决最后之胜负,以完成我国军消灭赤祸、复兴民族、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惟望上海全市同胞勿为共匪所威胁,坚持反共之决心,勿与共匪合作,勿为共匪张目,以免贻害国家而免为共产国际之奴役,与充任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炮灰。凡我同胞,须知汉贼不两立、忠奸不并存,有共无华,有华无共。发扬我中华民族不可屈服之精神,竭尽自救救国之职责。是为至盼。上海同胞们,不久再会。等语。中正。”

    527日,上海已经解放,战事全部结束,28日应该没有必要再发此电。或许,汤恩伯隐瞒军情,如电报中所说,两天没让蒋介石知道战况,所以蒋介石才会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还在布置汤恩伯在上海解放之际应该如何如何。好在这通电报当时不为人所知,似乎也不闻汤恩伯在逃出上海时有什么宣言声明之类文字。半个世纪后,让人从档案中发现此材料,人们只能会心一笑:曾经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人物,居然是这等模样。

 

 

                    美国想阻止蒋介石入台

 

    却说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已不愿再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拒绝了蒋介石一再要求增加援助的请求,继而反对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脱身,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因为美国政府判断,蒋介石的失败已不可挽回,如果退守台湾,中共必跨海东征,台湾一旦落入中共之手,美国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的战略链将会出现缺口。据此,杜鲁门政府决定:阻止蒋介石入台。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支持加强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地方政府,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

    早在日本投降前,美国参与制定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公开承诺战后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时候,美国海军总部却在暗中另搞一套,称台湾极其重要,战后应由“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不要中国介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于中国政府以迅雷不久掩耳之势,很快接收台湾,并立即派兵进驻,美国海军总部制定的接管台湾的计划才搁浅了。

    到了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接触,敦其实现台湾自治。但因形势发展太快,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陈诚入主台湾后,美国认为陈诚是个比魏道明更具有实力的人物。但想到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若要让陈诚拒绝蒋介石来台湾,似乎很难。但美国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1948214日,美国派遣驻华大使莫成德为密使到台湾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对陈诚大致谈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台湾现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与国民政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台湾主席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援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国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之内,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苏联、中国国民政府亦可参加。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来袭;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之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只是亮明了态度,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双方又经多次接触,大抵是美国以经援为诱饵,诱陈诚脱蒋“自立”。言谈之间,陈诚表示赞同成立台湾自治政府,但没有形成文件。

    陈诚为骗取美援,说:“蒋先生是不会复出的,可以考虑在台湾建立自治政府,大陆如果成立联合政府的话,一定不让该政府插手台湾。”

    陈诚话是这样说了,却毫无行动。

    陈诚与美国人的接触自然瞒不了蒋介石的耳目,所以此时蒋介石尚要观察作为东道主的陈诚的态度,定行止。

    19495月,蒋介石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诚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介石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诚势力范围。四天后,即521日,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蒋介石。最终,美国发现陈诚真正关注的只是钱,他不可能背蒋介石而转奉美国的“独立”旨意。

    莫成德见拉拢陈诚无效,便转而建议司徒雷登大使促使国民政府起用在台湾主管新军训练、实力仅次于陈诚的孙立人为台湾省主席,以便于美国掌握。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拜会代总统李宗仁,建议他免去陈诚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李宗仁为难地说:“人事权仍操在蒋先生手中,你直接与蒋先生谈吧。”

美国知道蒋介石不会以孙立人取代陈诚,索性直接策动孙立人。在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以会商台湾安全与防备为由,邀请孙立人去东京。麦克阿瑟对孙立人说:“大陆就要失陷,国民政府势必垮台,美国政府对它不抱多大希望,但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被中共夺去,所以有意请孙将军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而由美国全力支持。至于蒋介石想留在台湾,只能作为政治避难。”

    孙立人回答说:“我忠于领袖和国家,一切应请示总裁,在总裁领导之下,挑起保卫台湾的责任。”

    孙立人回台湾后,即将在东京之行详告陈诚,请他转告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早已听说孙立人与美国暗中接触,他的特务也注意到孙立人与美方电报往返频繁的情况。

    飘流在东南沿海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又气又怕,害怕去台路被美国阻断,顾不得大上海战事紧张,决定马上赴台。                                

 

    517日午后1时半,他从定海机场起飞,才飞到一半路程,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降落在彭湖的马公岛,因为他怀疑孙立人阳奉阴违,会对他下毒手。

    为防孙立人有变,蒋介石决定推迟入台,先作投石问路,并作了两手准备,如去台不成,就去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

    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奉召来马公岛。经蒋介石面授机宜后,陈质平飞往台湾高雄,对孙立人说:“日前回国述职,去马公岛看望总裁。总裁对于以后进退考虑甚多,第一个方案是到台湾,主持复兴大计,但不知仲能兄意见如何?若将军您以为未便,则他父子径去马尼拉矣。”

    孙立人暗暗吃惊,知道蒋介石怀疑自己有异心,次日即飞赴马公岛,向蒋介石表白,欢迎他去台湾,并表示:“一切以总裁之命是从。”

    蒋介石询问了台湾新军的训练情况,并留孙立人一起吃饭,又许诺入台后让他出任陆军总司令。

    送走孙立人后,蒋介石决定登上台湾岛。

    1949528日,蒋介石飞至高雄寿山,直接到孙立人处。一下飞机,蒋介石开口就问孙立人:“我在此地安全吗?”

    孙立人有点不知所以,然而他马上立正回答:“有卑职保护,绝对安全,总裁尽可放心。”

    于是,蒋介石就开始频频约见党政要员,又前呼后拥地去视察兵营、军港、军校、训练基地,出席各种纪念会并作训词,喊出了“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的口号。

    此外,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退到台湾,还通过种种途径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企图让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但对于这一点,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孙立人,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赞成。蒋介石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岛享有绝对主权。”

    蒋介石的行动是向世界,特别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已掌握在我蒋介石手中了。

    美国为了谋求在远东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企图把台、澎、金、马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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