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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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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5)上册 (2017-10-18 17:35)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蒋介石当众认错、重新用人

 

    为了防止官兵继续逃亡,19504月,台湾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规定一律禁止人民出国探亲和旅游观光,政府官员因公出国,必须由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一直沿用到七十年代。

    最迫切的任务,便是使国民党内部安定团结。19503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演讲。演说的要点是: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听蒋介石这次讲演的国民党干部,多有落泪者。二十多年来,蒋介石是党国的大独裁者,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人。如今能不顾颜面,当众认错,大家又都亡命海外,同病相怜,蒋介石说上一番动感情的真话,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                  

    安排人事,更至关重要,谁受重用,惟视对蒋介石的忠实程度。最忠实者,莫过于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这时的蒋经国尚不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但必须确保其地位稳固,顺利爬升。因此,被授与权柄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都忠诚不二。符合以上条件者,首推陈诚。陈诚一直是由蒋介石提拔起来的,在“黄埔系”中,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陈诚从未有过背叛蒋介石的行为,更高他人一筹的是,有时蒋介石搞错了的事情,陈诚总是站出来,代蒋受过。陈诚与蒋经国的关系也很融洽。于是,台湾行政院长人选,非陈诚莫属。

陈诚出面组台湾内阁,他的省主席位置出缺,蒋介石任命吴国桢递补。19488月,吴国桢在任上海市长期间,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吴国桢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曾以辞去上海市长职务抵触蒋经国的“经济改革”。蒋经国认为吴国桢扯后腿,两人产生龃龉。但蒋介石还是把管辖台湾省的行政交给了吴国桢,主要是因为,吴国桢是美国十分欣赏的人物。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吴国桢一向推崇资产阶级法制,如主张拘捕人犯须在24小时内转送法院审理,有“民主先生”之称。蒋介石重用亲                  

美派,是向美国作出的姿态。重用“民主先生”亦可改变一下自己的独裁者的形象。

    陆军总司令一职,蒋介石也任命了亲美派的人物孙立人。孙毕业于美国费吉尼亚军事学校,他训练部队一律按美国方式,很讨美国人的喜欢。孙立人非黄埔出身,蒋介石重用孙立人,仍为讨好美国的青睐,对争取美援,“一往情深”,从未气馁。

    海军总司令一职仍由桂永清担任。周至柔不但仍任空军总司令,并兼参谋总长。老将何应钦、顾祝同等靠边站。

    三军统帅已定,蒋介石为儿子蒋经国留下一个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这一官衔虽不高,但蒋介石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过三军统帅。蒋经国主管的政治部,负责两项极重要的使命: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介石的“总统府”里有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由蒋经国一手包办。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下设的保安处,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如今蒋经国的权力,当年的戴笠亦难望其项背。                                     

    党、政、军各项事务大体安排就绪后,蒋介石腾出手来立即安顿社会秩序,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之后,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台湾岛上,血雨腥风。

    在台湾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行政院长陈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次就数蒋经国的权势了。

 

 

                        蒋介石老调重弹

 

                         蒋介石在金门遥望大陆

蒋介石败到台湾后,痛定思痛,感到在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政治意义重大。因此,他强调要执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政策。就是要加强政治宣传,使台湾民众相信:“要以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成功的理由是什么?台湾的宣传家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和最伟大的领袖蒋总统”,所以“我们一定成功”。

    1950417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属的第十五兵团,以三个军的兵力,跨过琼州海峡,只六天时间,国民党军队不支溃退,海南岛解放。

海南岛失守后,台湾人心浮动,蒋介石的声望再次降低。蒋介石让蒋经国出面,第一次代表政府发言,为海南岛的失守予以辩护。蒋经国谈了四点:一、中共为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才进犯海南;二、苏联要用海南岛当海空基地,准备发动世界大战;三、以海南岛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岛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                  解放军攻金门失利蒋介石得到喘息

    以上四点,只有第四点是真话:“国军无力防守海南”,其余皆是骗人。

    海南岛解放后,解放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舟山群岛。在一江山岛被解放后,迫于形势,蒋介石决定弃守,将舟山十五万守军撤出了。但如何向台湾本岛的军民交待呢?蒋介石挖空心思,于61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人魂》的演讲。

    《军人魂》的要义非常可笑,蒋介石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说自己曾有意和南京共存亡,这回发誓:台湾一旦陷落,决定以身殉国。语词“大义凛然”,却充满失败的低调情绪。果然,第二天颂文告:“国军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反共基地”,又从舟山“转进”。

    紧接着,万山群岛、福建海外的东山岛等岛屿,或弃守,或“转进”,相继丢了。

 

 

                  蒋介石的两副眼镜

 

翁元在担任了蒋介石的内勤工作后,就听说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而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将领。那时,蒋介石毕竟年轻气盛,可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也会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就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那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有从前那么大了。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蒋介石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会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处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会在会议作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有敢在他主持的会上打瞌睡了。

 

 

                   蒋介石捞到了救命稻草

 

         麦克阿瑟1950年7月31日到台湾

    10506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蒋经国给蒋介石送来一份简报,报获情况,零星混乱,只知道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十点,才接到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了解了大致情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

    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跨过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盛顿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627日,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派美国第七舰队武装占领我国台湾。

    6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杜鲁门关于朝鲜战争的声明,其中有关台湾部分是: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接着,第七舰队司令枢波访台......

    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保护,受宠若惊,内政、外交悉尊杜鲁门安排。蒋介石统治台湾的精神支柱,唯一的口号就是“反共复国”,杜鲁门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大陆的攻击,蒋介石即表示“双方意见完全一致”。

    629日,蒋介石的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派遣三万三千陆军精锐部队参加美国组成的干涉军,进攻北朝鲜。731日,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访问台湾,蒋介石又请求出兵参加朝鲜战争。蒋介石想参加侵朝战争,目的是趁火打劫。但是,由于英国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怕把事情闹大,提出英国“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如此一来,美国当然“取英舍蒋”,蒋介石借助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的如决算盘,化为乌有。

    即使这样,蒋介石也算是朝鲜战争中最大受益人,因为有了美国的保护,避免了灭顶之灾。总算被他捞到了救命稻草。

 

 

                         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在主持会议

     中山堂同哭

19503月,为了积极改革,蒋介石打算更换“行政院长”。他想以陈诚换掉阎锡山。陈诚是蒋介石信任的嫡系将领,深为蒋所倚重。

然而,“行政院长”提名必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蒋介石积极与党籍“立法委员”沟通,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尤其是“立法院”最大的派系CC(这是“二陈”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派系),强烈地反对陈诚。CC系成员多次公开表示“陈诚不宜”,他们认为陈诚是军人背景,对外观感不好;有些则明确指出,陈诚个性刚愎,难以胜任“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信赖的张群、雷震也有意见;省主席吴国桢提出辞呈,表示他的不满。

挫折接踵而来,蒋介石在大陆惨败后一直压抑在胸中的羞愤,终于在195036日爆发了。那天原是国民党在中山堂举行例行总理纪念会,没想到蒋介石一上台,劈头就说:“中华民国亡了!”在座的党政干部吓了一跳,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空气几乎凝结了。蒋介石接着指着自己说:“我是亡国之奴。”他说,大陆失败是他领导无方,心中羞愧,无地自容。今天大家在台湾,实际上是处于死里求生的状况,退一步,别无死所,而他也没有脸流亡海外。可是,同志到了这个地步还在计较个人利害、相互攻訏,他至为痛心。说到这里,蒋介石眼泪夺眶而出,言语哽咽,几度中断说话。

蒋介石的言辞和眼泪深深感动了在场1000.多名党政干部,很多人随着流泪,最后唏嘘流涕此起彼落,“全场都泣下”。

这场“中山堂同哭”,反对者的态度软化了,“阁揆”人选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转,吴国桢取消辞职,CC系领袖陈立夫也表示支持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当天晚上迅即召开“中央常会”,出席会议者388人,306人投票同意。这样,便以多数票顺利通过了陈诚提名案。

1950315日,陈诚顺利就任“行政院长”,开始铁腕推行改革。

 

终结派系,彻底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提出的改造方案是:停止“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也就是把当时国民党运作的核心机构停权,由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而新的改造委员会人选一律由总裁(蒋介石)遴选。

党内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颠覆的想法。CC系常委王秉钧、李宗黄等人反对停止“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也质疑由总裁(蒋介石)一人遴选“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正当性。

听了他们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蒋介石怒从中来。他威胁说,党的改造不容再缓,否则他不能再以总裁的地位领导这个党。他并且负气地说,如果同志不信赖他,不愿意让他领导,大可去另行组党。

蒋介石发了大脾气,中常委们只好纷纷站起来表示赞成,改造委员会的原则才得以通过。

1950726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85日,蒋介石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亲自挑选十六名委员。他们是: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沈昌涣、连震东、袁守谦、张其昀、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风翔、胡建中。这十六位改造委员个个年轻有为,平均年龄47岁,都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其中九位曾出国深造,两位拥有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蒋经国。

成立改造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很有技巧地把那些党内反对改革的人孤立起来。他设立了一个“中央评议委员会”,把各派系如CC系、桂系、政学系等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会”地位高,但有名无实。蒋介石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防止他们干扰党的改革。

 

CC系和二陈权力连根拔起

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均不在榜上。

1950年,陈果夫重病在床,早已不参与政治;被任命为评议委员、活跃政坛的陈立夫则什么职务都没有。蒋介石一举御掉了“二陈”的权力。

为避免CC系成员继续纠缠,蒋介石还要求陈立夫立刻出国。陈立夫惊讶之余,仍想说服蒋介石改变心意,但蒋介石是铁了心肠要驱逐这位CC系首脑,陈立夫只好黯然去国。陈家人在几天内办理出国,甚至来不及跟亲友道别,匆匆忙忙于195084日离开台湾。第二天,85日,蒋介石宣布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

    蒋介石一心要把位子传给儿子,特别是随着蒋介石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越迫切。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先要把陈诚放在第二把交椅上,为外界公认是蒋氏的继承人呢?这正是老蒋老谋深算之处。蒋经国的阅历和资格尚浅,需要在中央决策单位磨练和培植一个阶段。

    二年朝鲜战争,杜鲁门不准蒋介石参战,亦不准他反攻大陆,所谓台湾中立,不过是美国霸占台湾的借口。其实台湾也根本没有反攻大陆的力量,蒋介石也“自始至终,没有反攻大陆这个打算”。

    1953年元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这是蒋介石愚弄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蒋介石撤销孔祥熙宋子文党籍受阻

 

败逃台湾后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痛定思痛,决定下大力气改造国民党组织。蒋介石原计划这次改造运动历时两年,到1952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国民党“七大”开过后不久,台湾基隆、台中、新竹、台北等地的一些老党员连续上书,反映党的改造运动之后,仍有一些重要党员还未归队,应对这些目无党纪、对党不忠诚者进行惩处。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负责余下的整顿工作。

19537月,张其昀向蒋介石提交专题报告,称通过“发动党员归队”、“厉行党员整肃”等活动,仍有一部分党员高级干部,如在美国的孔祥熙、宋子文、李宗仁、孙科,在香港的顾孟余、黄宇人、张国焘等人,既未重新登记,也未对今后的去向表示任何意见,上上下下对他们很有看法。因为他们过去地位较高、身份显赫,对他们采取何种措施,请蒋介石予以指示。

蒋介石指示:“我意,立即对在国外未归队的‘第六届中央委员’发一个通知,要求他们在3个月内归队,如逾期不归,不论任何人,一律撤销党籍。3个月后,你把未归者的名单报来,我再核准。”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其昀立即在“中央党部”作了部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通知发出去后,大多数未“归队要人”未表示任何意见。195310月底,蒋介石的亲信唐纵向台湾“总统府”报送了一份海外未归队的“第六届中央委员”名单,共13人,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哥哥宋子文名列头两名。名单后附建议,建议撤销上术13人的国民党党籍。

蒋介石秘书周宏涛送给蒋介石的这份签呈,不巧被宋美龄看到了。得知了“党籍总检查”的原委,宋美龄大发牢骚:“这样做很不妥! 抹杀孔祥熙、宋子文过去对党国立下的功勋,恰恰中了共产党的挑拨离间计。……过去,他们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无人肯定不说,反而受了很大的委屈;现在他们不便回来,我们应该同情、理解他们的难处才对,才合情合理。要知道,他们不是对党不忠诚,不是不愿归队,而是无法归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无缘无故地撤销他们的国民党党籍,不但不智,对孔、宋二人来说,太不公平!”宋美龄随后多次找蒋介石吵闹,事件随后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上午,张其昀和唐纵请示,要将撤销“中央委员”党籍案发出去。蒋介石思虑半天后,面露难色地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容我再考虑考虑。”

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张、唐说:“‘立法委员’及其他身份的‘中央委员’为何不处理?为何只处理海外不归的‘中央委员’呢?如果此文发下去,海外的那些‘中央委员’心里不服。”

张其昀和唐纵从蒋介石的话里听出,此事可能有变。非常了解蒋介石心态的张其昀当即提出:为妥善处理此问题,暂缓发出撤销13名海外“第六届中央委员”党籍案。蒋介石同意了。

随后,中央党部内部讨论此事,张其昀等人才从周宏涛口中知道问题出在宋美龄身上,只好决定暂缓发出撤销党籍的通知。

就这样,孔祥熙、宋子文等13名居住在台湾岛外的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直到死时仍无一人被国民党撤销党籍。

 

 

                  蒋介石营造“安乐窝”

 

    1950年年底,丧家之犬般的蒋介石稍稍喘上一口气,便开始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蒋介石给自己选择的住处,在台北市郊的草山。草山距台北约13公里,山上有台湾糖业公司建的一座招待所,蒋介石把这个招待所加以修理、装饰,就成为“总统”官邸了。他将草山更名为阳明山,首要原因便是蒋介石忌讳草山二字有“落草为寇”之嫌;其次是,他一生尊崇王守仁(阳明)的“心明即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的所谓哲理,于是改草山为阳明山。

    19503月,草山下又修了座“总统”官邸,称为“士林官邸”。士林官邸建成后,原草山官邸也不愿放弃,蒋介石便将它作为自己的避暑别墅。            2007年初草山行馆被人放火焚烧,大火正在燃烧

蒋介石每天5时起床。侍候蒋介石的副官,因此5点前必须起床,第一件事是烧开水,烧开后倒好两杯,一杯是五六十摄氏度的温开水,一杯是滚烫的一百度C开水。蒋介石洗漱完毕,喝完水就跑到职台上,边做体操,边吟唱圣诗。当他唱到“天父,圣哉,圣哉”的时候,都要脱帽朝东方行礼。然后回书房静坐祈祷40分钟,开始写前一天的日记。写完日记,读当天的报纸。他什么报纸都看,主要是看报上的大标题,把感兴趣的标题勾出来,等到他吃早饭的时候,再叫秘书念给他听。

吃的问题,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另一件大事,他对饭食的要求非常精致。他的早饭通常是先吃一片他最爱吃的木瓜,然后是喝鸡汤、吃点心。由于他满口假牙,所以食物以松软为宜。有两样东西是他每餐必吃的,那就是腌笋和芝麻酱,这是他的家乡口味。

    蒋介石住的士林官邸,有里三层外三层的警卫,晚上他睡觉是比较放心的。但是只要他外出睡在别处,就疑神疑鬼,忧心忡忡。睡觉前一定会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所有门窗,看是否关好,并且还要查问侍卫人员是否关好了门窗,是否都在各处岗位上确保他的安全,并命令他们再巡视一遍才敢睡下。              被焚毁后的草山行馆

 

 

                        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驱车前往台东巡视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初,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争取美援。194912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国民政府官场中红得发紫的人物。对此,吴国桢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吴国桢对蒋介石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蒋介石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后来陈诚处处为难吴,蒋又对吴说:“辞修(陈诚)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劫持你。”

20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认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吴国桢任职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横行、猖狂。当时吴国桢对蒋介石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早在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期间,因架空吴国桢市长权力,二人即结下梁子,此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后来,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介石曾派人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

19521030日,是蒋介石65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避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在山上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厕。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色都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早已粉身碎骨了。吴国桢此时恍然大悟:蒋介石是要他的命了!吴国桢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只是坚辞省主席之职,并暗中活动美国两个学术团体,邀吴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吴离开台湾,但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为吴向蒋介石劝说,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吴国桢于1953524日被批准赴美,蒋介石却留下了吴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

吴国桢自美学成归国,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党政府党政要职。吴国桢忠于蒋介石,但他不是那种“遇事请示、凡事尊命”的唯唯诺诺的愚忠,他认为蒋介石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蒋经国的公开职衔并不很高,暗地里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凌驾于一切行政之上,于是,吴国桢与蒋经国自然发生冲突。如特务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任意捕人,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为操纵选举,一次就下令逮捕了398人,其中竟有市议员被捕,吴国桢作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

    蒋经国领导着许多不在编的特务组织,在预算外的经费要求,金额很大,吴国桢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

    因此,吴国桢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吴国桢过分估计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竟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等到吴国桢了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后悔莫及了。于是,发现自己汽车的三个车轮了的螺丝全被人拧掉了。

    19541月,台湾报纸披露出吴国桢取得巨额外汇的消息,吴要求台湾报纸刊登启事辟谣,不得要领。吴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发表对台三点“政见”,说: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美国和侨胞的支持;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的方法。这三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没有指名道姓。

    台湾自有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已“义愤填膺,揭竿而起”,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吴“反动”、“狂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十多条罪名。

    吴国桢便在美国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先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令”,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

 

 

                    选举第二届“总统”

 

    1954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国民党的宪法规定,台湾当局应于4月份选出第二届“总统”。于是,蒋介石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这年三月,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到台北重演。蒋介石一定要当上大总统,民主的招牌还是要挂,可是,“代表民意”的“国大代表”远凑不够法定人数。怎么办?只好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修改“选举法”,依“法”,不足的“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被“任命”为“国大代表”,并且规定是终身,台湾人称为“万年国代”,“终身国代选举终身总统”。

    依法“万年国代”不能享有薪给,“万年国代”们说:“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来谈谈条件。”蒋介石批准“国大代表”为有薪给制,于是皆大欢喜。

台湾第二届“国大”正召开时,孔祥熙竟异想天开地想参加竞选“副总统”,特派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从美国回到台湾窥察行情。蒋经国和陈诚看穿魏道明的来意后,立即命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并影射魏道明是豪门走狗。孔祥熙自知当副总统无望,命魏即停止活动回美。可是魏道明却走不脱了,从蒋经国和陈诚方面传出风声,似乎要与魏道明清算其任台省主席时营私舞弊的旧帐。最后魏道明决意效法吴国桢,走了宋美龄的门路,好不容易才离台返美。

蒋介石决不允许昔日孙、李竞选副“总统”的往事重演。蒋介石说:“问问何应钦愿不愿意竞争副总统?”何应钦有自知之明,连忙作揖婉谢,从此更专心参加“道德重整会”,作“道德专家”去了。于是,蒋介石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没有对手的副总统候选人。                           胡适、洪友兰给蒋介石送“总统”证书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的第二届“总统”之后,将蒋经国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成了制度化的“太上特务机构”,蒋经国便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的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蒋介石说,蒋经国作副手是磨炼,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

这时“太子系”的势力已开始形成,陈诚空出来的台湾行政院长职位,由俞鸿钧接替,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软禁孙立人

 

蒋介石与孙立人的一次谈话

1949年,上海解放后,汤恩伯预备带残部从上海撤往台湾,蒋介石指示孙立人(时任台湾防卫司令、陆军训练部司令)安排汤恩伯部队接待事宜。

过了数日,蒋介石又与孙立人碰头,问起接待的事情办得如何,孙答已经空出几所国民小学校园,足供部队安置休息。蒋认为不妥,质问孙立人:“这怎么可以?把你们的训练营让出来,你的部队去住小学校去。”孙答复蒋,汤恩伯的部队处于残缺状态,应该重新整补,所以暂时不宜住在新兵训练营区(驻台湾凤山)

蒋介石脸色一沉,责备道:“你怎么这样自私!

孙立人有点发火了:“我自私?你才自私,谁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你的嫡系部队,如果共产党打过来,你能往哪里去?只能往太平洋里跳!

蒋介石听后脸色大变,正待发飙,这时快到午饭用餐时间,侍卫长俞济时见场面尴尬,赶紧过来转移话题打圆场。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好不容易才吞忍下这口气。

 

    美国人看中了孙立人

早在1948年底,面对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开始积极寻找可能的替代人选。并对麦克阿瑟誉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倾注了更集中的注意力。

1949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须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艾奇逊当即指示,可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

1949623日,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凯南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报告书。其中就有“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政府驻台军队的合作,即告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

1949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领事克伦兹抵台,与孙接触,他们向孙立人明确表示:如果孙愿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将予以全力支持,遭孙婉拒。

然而,美国方面并没有因为孙立人的冷淡而放弃努力。1949年底,蒋介石的心腹郑介民赴美,西太平洋美海军司令白吉尔对郑介民露骨地表示,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否则他们将撤出台湾。1228日,白吉尔诘问台驻美武官为什么“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没有“充分的权力?”白吉尔还对蒋介石的密使说:必须兑现授予孙立人全权的诺言。

在美国国内各界紧锣密鼓地倒蒋的同时,美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不甘寂寞,19501月,他派其情报处长韦龙比访台表示:如蒋不愿离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可以派人入台相助。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221日,麦克阿瑟竟然不与蒋介石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接孙立人,孙为了表示“清白”,请求陈诚核准。孙立人到东京会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希望他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并表示将尽力提供军援。孙立人返台后,又向陈诚转告他在东京的情形。孙立人自以为这样“透明”,可免遭蒋、陈的疑心,实际上,不去东京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他临死前的醒悟,未免太晚。

在麦克阿瑟以军人的莽撞姿态向蒋介石示威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台湾政变草案》和《台湾可能的发展》。《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指挥官,以“反共、保台、联美”为主旨,对蒋介石实行软禁或放逐。

这时,孙立人也开始改变其暧昧的立场。19503月,美巡回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逊报告说:“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                                

619日,美国国务院制定出在台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一切权力交给由美国确定的中国领袖人物;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抵制这一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则美国提供必要的军援。此密使为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在柯克尚未去台湾时,孙立人主动将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孙立人在信中提出愿意领导兵变计划以除蒋,但要求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表示,一旦掌权,将制止腐败,并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更具弹性(即不强求反攻大陆)

美国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1950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25日晨,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艾奇逊等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美国的注意力将集中到朝鲜,而在朝鲜激战的时候,无法在一个并非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盟邦”发动政变。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

美国人看中了孙立人,蒋介石不敢对美国说什么,因为他需要美援。他只有想办法削弱孙立人这个异己分子的权力。于是在19506月,蒋介石就炮制了李鸿“匪谍”案。

李鸿,原名李凤藻,字健飞,19041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第二次北伐。他与孙立人在1928年即结识,一直是孙的部下,曾将受伤的孙立人从战场上抢救下来,两人遂结成生死之交。

1942年春,孙立人任新编第38师师长,李鸿任114团团长,进驻缅甸与盟军并肩抗日。二人常常在一起指挥、并肩作战,配合得得心应手。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19474月,在杜聿明一再进言下,蒋介石免去了孙立人新一军军长职务。5月,李鸿接替孙立人兼任长春警备司令。

1948年,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指挥李鸿的新7军、曾泽生的第60军和兵团直属部队共近10万兵力,死守长春。1017日曾泽生率60军起义,19日,新7军和郑洞国率领的第一兵团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20日夜,李鸿因患伤寒,经吉林前往哈尔滨,在人民解放军所派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下,伤寒病很快痊愈。

19491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愿意回原籍的遣送回原籍。根据本人意愿,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潘德辉等40余人,陆续被送回原籍。临行前,李鸿就有重返国民党军队的想法,郑洞国劝他说:“尽管你因病没参与长春投降,但蒋公为人,心胸狭窄,恐怕不会理解和容忍原谅的。”但李鸿去意已决,与郑洞国挥泪告别。7月初,李鸿回到久别的故乡。在长沙,李鸿写信给孙立人,表示仍想追随老长官孙立人。孙立人亲自请示蒋介石,获准他们去台再任军职。

195023日,李鸿与夫人马真携一女儿赴香港,5月到了台湾。李鸿到台湾的第二天,孙立人即带他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李鸿归来深为嘉许,态度极为亲切,并提出两个职务由李鸿选择。

然而6月间,蒋介石即下令将李鸿和夫人投入监狱。接着,与李鸿先后至台湾的将校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等17人陆续被捕入狱。孙立人面见蒋介石,愿以全家性命保李鸿等人,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以“匪谍罪”立案,潘德辉等以“知情不举”连坐。

在狱中李鸿等人遭受酷刑,但他们至死不认罪。

蒋介石想通过李鸿案拿到他们策反孙立人的证据,结果落空了。

后来,李鸿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各种刑期的徒刑。李鸿等4人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的714日才被释放。

 

孙立人的元配夫人龚夕涛

193010月,孙立人在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队上校大队长时,认识了湖南姑娘张晶英,不久宣布结婚。但此前,他已有了元配夫人龚夕涛。解放后,龚夕涛一直跟随哥哥龚意农生活。

孙立人1899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县金牛山南的小山村。1919年与龚夕涛(龚毓兰)结婚。当时孙立人20岁,还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上学,刚升入高等科。18岁的龚夕涛,出身于合肥名门望族,是济南嫂子师范学校学生。他俩人的婚姻是孙立人的父亲孙熙泽和龚夕涛的异母长兄龚积柄包办的。

1923年,孙立人清华毕业后考取官费留美。龚夕涛即随公婆回到庐江金牛乡下老家。孙家是个大户,有良田近千亩。龚夕涛知书达礼,温顺贤淑,深得公婆的喜爱和叔伯妯娌上上下下的尊敬。孙立人1928年回国后,回家探望父母,并要接龚夕涛同走,但其父母舍不得儿媳远离。这就使得龚夕涛十分为难。尽管她受过教育,但长期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封建大家庭里,公婆未发话,她也只得不情愿地留了下来。孰料这一留,竟留下了终生的情恨。

1930年,孙立人在南京与18岁的湘妹子张晶英(张清扬)结婚了,孙父闻知儿子孙立人再娶,十分恼怒,不顾年迈,长途奔波,亲赴上海力阻,然而木已成舟,已无回天之术。老人既愤怒又自疚,他对龚夕涛说:“立人对不起你,也是我二老耽误了你。但是我孙家只有你这个媳妇。”然后就派人送龚夕涛到海州和孙立人团聚。

在海州,张晶英对龚夕涛十分尊敬,称呼“龚大姐”,相处也算和谐。但因有张晶英母亲同住,龚夕涛总觉别扭,只住了两个多月,又回到金牛老家。

1935年,孙熙泽夫妇仅隔三天相继在金牛老家病逝,均是龚夕涛为之送终。孙立人回家奔丧,对龚夕涛既感激又愧疚。但龚夕涛以宽容待之,没有一句怨言。

抗战爆发后龚夕涛跟随胞兄龚意农逃难到抗日根据地。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解放后,龚夕涛回到合肥和母亲、兄嫂生活在一起。1981128日,以80高龄在合肥病逝。

 

    中共策反孙立人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曾率部远征缅甸取得仁安羌大捷的孙立人出任台湾防卫司令。19503月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这一年,中共在加紧制订攻台作战方案的同时,愈加重视和抓紧秘密战线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孙立人成为争取的重要目标。

龚意农出生于1900年,和孙立人同在北京读大学。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龚意农毁家纾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既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孙立人的至亲,理所当然地成为策反孙立人的不二人选。

1950年初,时任皖北行署财政处长兼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行长的龚意农,接到通知去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同他谈话。

陈毅说:“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陈毅又说:“孙立人是个非常爱国的将军,也是个非常能干的将军,现已升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因他是在美国学军事的,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并不信任他,甚至把他看成政治上的潜在对手。现在美国阴谋利用他反戈倒蒋,掌管台湾,使台湾脱离中国,这是一着很毒的棋。”

龚意农告诉陈毅:“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1947年我在苏北时,陈丕显同志同我谈过此事。1949年春,宋任穷在合肥也找我谈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去。”

龚意农还说:“听我妹妹说,除孙立人的哥哥去了台湾,孙立人的弟弟还有其他一些亲戚没有跟他走。”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

经过一番了解,龚意农觉得潘仲文是个比较理想的人选。潘仲文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

1950年初,潘仲文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到达台湾。他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在他家见到了孙立人。

当孙立人问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赶赴上海向陈毅等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打算派他再去台湾。由于国民党当局破获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少将共谍案,实行戡乱戒严。潘仲文几次到香港试图再去台湾都没有成功,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停止。

 

    “孙立人兵变案”

1953321日,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访问台北,约孙立人会面。孙立人显得不太自在,说话时声音压得很低,担心房里装有窃听器。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马歇尔1946年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没有效率、众叛亲离的批评绝对正确,他表示:“国军”仍然是不错的,亦有望反攻大陆,但其领导层不行,台湾政府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老迈政权。但是,孙立人的一番慷慨陈词并没有获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诺,却为蒋经国的特务提供了“谋叛”的又一证据。

1955624日,蒋介石撤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改任“总统府”参谋长,实际上脱离了部队。同年12月,美台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苏的“环太平洋岛屿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意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已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必须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的时候了。

    蒋介石重用非黄埔系的孙立人掌握台湾兵权,是做出姿态给美国人看的,为的是争取美国的军援、经援。朝鲜战起,美、蒋再度结亲之后,美国培养的这位孙立人将军,已失去实际应用的价值。可是孙将军仍有“美军的宠儿”,“委员长的爱将”,总司令“非我莫属”的优越感。他致命的错误,就是抵制蒋经国在部队中设立的政工制度,认为军队党化,是夺司令长官的军权。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孙、蔡不谋而合,被蒋认为孙假借外人自重。

    195566日,蒋介石在孙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机场阅兵。阅兵后,立即产生流言,说有人企图在现场发难,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以排除腐败,巩固台湾。

    820日,孙立人“兵变”事件公开化。当天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他总统府参军长职务。蒋介石下令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九人小组”调查孙立人,审查“孙立人兵变案”。同时,又下令成立监察院“五人小组”进行调查。这时,台湾特务机构,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委员会经过调查,证明孙立人与此案并无直接责任但有所谓失察之罪,主张对孙不处刑,但孙应居家休养反省。19551031日,台湾“陆军军事法庭”对孙立人作出判决,蒋介石便亲批“毋庸议处”,嘱孙立人在家安心读书,由“国防部随时察考”。

蒋介石生前,曾先后四次撰写了对孙立人处置的具体办法,最终以“不杀、不审、不问、不抓、不关、不放”原则处理。从此,孙立人成了第二个“张学良”,被软禁33年之久。

当年张学良由蒋“请求”,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教”,现在孙立人受蒋“总统”的“宽容”,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罢,反正张学良、孙立人二人都被软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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