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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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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15)上册 (2017-10-30 17:22)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蒋经国留学苏联

 

19241月,在国民党的“一大”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19253月,他在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苏联,遗嘱希望国民党与苏联“合力共作”。孙中山的逝世使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联共(布)首脑集团很快也作出决策,决定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了枪炮之外,还准备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收大批中国先进青年来学习,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并成为以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开始招生的时候,蒋经国(1910-1988)还是个15岁的热血青年,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在反帝一边,参加了反英、反日的游行大示威。事后,学校当局以“行为出轨”而将其开除。6月间,其父蒋介石介绍他去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关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受“五四”以来革命思潮的影响,产生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此时年方15岁的蒋经国满腔报国热忱,说服了父亲蒋介石以及吴稚晖等人,让他去莫斯科学习。从国民党要员子女中选拔出50人赴苏留学。这些人和从全国选拔出来的300人,先后渡海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192510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90名同学从广州搭一艘苏联轮船赴苏留学去了。蒋经国住的舱位原是运牛用的。船还没有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但是,他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不能半途而废。11月底,这群中国学生抵达莫斯科。

和蒋经国同船的学生中,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张锡媛,一年后他成了邓希贤(邓小平)的爱人。还有一位18岁的安徽青年是原名陈绍禹的王明。

到了苏联,苏方为中国学生取俄文名字,此后,蒋经国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一直用了12年。王明则叫古路经夫。

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同学,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蒋经国到达中山大学之后一个多月,21岁的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在法国已居住5年,因为他在巴黎主力油印周刊《赤光》,有“油印博士”的雅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他被插入蒋经国所在的班上,该班共有20人,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团的小组长。

 

    1918年春,在吴玉章的领导下,在张澜的鼎力襄助下,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新思潮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目睹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使汪云松(1873 年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深受感染,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随之,汪云松又出面召集重庆各社会名流,筹集经费,在市中心夫子祠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出任董事长、校长之职。

    1920719日,在首批结业合格的83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广安年仅16岁的学生邓希贤。汪云松见邓希贤年龄最小,聪明过人,学习上进,便以学校名义补助100银元,私人名义另赠300银元,助邓希贤赴法学习。

    1920827日,年仅16岁的邓希贤踏上了旅欧留学的人生之路。这位邓希贤,就是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邓小平。在此之前,聂荣臻从江津赶到重庆,也是通过汪云松之鼎力相助,方才得以成行。从1920年到1923年期间,重庆总商会组织社会各界资助旅欧留学生25750元,输送留法学生158人。

 

 

           邓小平与蒋经国是同学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国外,引起海外侨胞的无比愤慨。这时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并担任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员的邓小平(时用名邓希贤)多次组织旅法留学生、华工、各界华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因此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跟踪和监视。正当巴黎当局准备把邓小平驱逐出境之际,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让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二十余人于19261月初秘密离开巴黎去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

    在学校,傅钟担任党支部书记,邓小平任党团小组长。蒋经国比邓小平先到中山大学一个多月,他还只是个热血青年。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

    当年国民党派送的两个最年轻的同学,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都是只有15岁。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当时个头只长到1.55米、体重55公斤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

    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他经常写稿,时常忙到夜里12点半。邓小平经常给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一般都是短小精悍的,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邓小平性格开朗、活泼,说话幽默,富于组织才能和表达能力,蒋经国特别喜欢这个与自己一样矮个子的年轻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蒋经国饭后总是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一起冒着寒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边走边聊天,津津有味地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邓小平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什么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回答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他以干过清洁工而自豪。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喜欢晨练,而邓小平、蒋经国却喜欢晨读。拉狄克校长每次早上锻炼身体,总是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在树林里读俄语。有一次,他跑过去问:“年轻人,你们俄语学得如何?”蒋经国说:“俄语很难学,也学得很累。”邓小平说:“俄语是很难学,但我要下决心把它学好。”听了两人的回答,拉狄克校长笑着说:“俄语确是很难学,唯一没有困难的是上帝,我和你们都一样。我非常喜欢多佐罗夫(邓小平的俄文名字)的话,要下决心把它学好。你们中国不是有这样的寓言,叫铁杵磨成针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年轻人,把铁杵磨成针吧。”在拉狄克校长的鼓励下,邓小平、蒋经国的俄语进步很快,成为全校同学中的佼佼者。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学长”。邓小平对蒋经国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他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19263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中共党员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和苏联顾问的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共党员四十多人。“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山大学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他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严肃地说:“一、广州‘三.二0’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使蒋经国感到,邓小平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从此,他对邓小平便更加肃然起敬了。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内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回国工作,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底,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

    一个星期之后,蒋经国才得悉邓小平已归国。根据当时的组织纪律,他没能给邓小平送行。为此,他感到万分惆怅和无可奈何。

    1927年,就在蒋经国即毕将业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残酷手段清除党内的赤色势力,中国革命阵营瞬间天地变色。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举行了抗议集会,很多学生都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们义愤填鹰地痛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和蒋介石。蒋经国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

    他在会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了主席台上,振臂用俄语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蒋经国还满腔怒火,公开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声明:“革命是我所知唯一的任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并声明要和他父亲蒋介石划清界线。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员全部被遣送回国。蒋经国被作为人质留在苏联。1927年后,蒋经国被选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中央军政学院深造,1930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探讨游击战争。

1929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了表示诚意,他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惩罚”。12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经国担任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共青团书记和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的团委委员。

    1936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初,经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安排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安娜回到了中国。

 

 

                蒋经国接受克格勃密训

 

蒋经国从孙逸仙大学毕业后,由于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拥挤苏共,重获苏联上层领导人的信任,被批准进入苏联军事情报特种学校就读。该校专门训练学员人事暗杀、爆破及破坏军事设施等活动,蒋经国在有“苏联军事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破坏专家斯塔里诺夫·伊里亚门下接受训练。几个月后,他于1927年底转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进修。

蒋经国在军事政治大学主修“游击战”,这所大学又名托玛切夫学院,是当时专门培养红军将领的学府。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选修了红军军事战略课程,是当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得意门生。19305月,他以每科都是“优等”的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的个人档案上记载,蒋经国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老师称赞他“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蒋经国从军政学校毕业后,有4个月的时间没事干。

那时候,蒋经国常常身无分文,甚至还讨过饭。一次,蒋经国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有一条地沟,里面漂浮着一层油水。饿昏了蒋经国把油水舀起来,装在罐子里,回去之后烧来吃。

再有一次,蒋经国生病倒在路上,幸亏一个叫“小彼得”的要饭孩子,把讨来的饭送给他吃,救了蒋经国一命。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还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起白旗》,来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10月,苏联人派蒋经国到莫斯科的狄纳莫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程教师,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但好景不长,到了19315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附近偏僻的索科洛夫,协助苏联人推动农村集体化,后来还担任集体农庄的代主席。

在集体农庄工作了半年多时间,193210月,蒋经国又被调回莫斯科,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莫斯科的代表接触。1933年初,蒋经国又被苏联人调到阿尔泰地区做了9个月的金矿工人,生活条件很艰苦。这一年年底,蒋经国被调到乌拉尔山地区的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担任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机械车间的副主管,后被提拔为副厂长,生活获得了改善。

蒋经国在乌拉尔山的生活颇为得意,可以说是他在苏联的黄金时期。不少人对蒋经国很好,特别是女性劳工,为了听他的演讲,经常把孩子寄放到邻居家,跑到现场听他讲”国际形势分析“。

蒋经国在乌拉尔山的表现,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注意到了。1934年,蒋经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回到工厂后,工厂同事问他与斯大林谈了些什么,他只说斯大林请他吃饭,称”红菜汤很好喝“,三言两语带过,没有透露谈话内容。

 

 

                  蒋经国与冯弗能成婚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喜欢与俄国女孩子谈恋爱,蒋经国却认定同在孙中山大学留学的冯弗能(冯玉祥的女儿)为对象,15岁的冯弗能美丽窈窕,情窦初开。她向蒋经国写了许多感人的情书,于是二人共坠爱河。不久便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事,甚至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成。

由于冯弗能并不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学生,蒋经国的一些偏激的社会主义派友人并不赞同他们俩的结合,认为冯弗能的革命性配不上小蒋。

蒋经国与冯弗能在热恋时,就注定了这桩浪漫史的短命结局。当蒋介石和冯玉祥还是革命军人的时候,他们的儿女的恋爱确是门当户对的,双方的父亲都是握有枪杆子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但是,当他们联手反共叛变革命时,他们的儿女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恋爱就必然中断。

蒋经国与冯弗能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1926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逮捕大批共产党员,还驱逐了几名苏联顾问。19274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屠杀,并与苏共断绝关系。迫于形势,在苏联的蒋经国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宣布与父亲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冯玉祥宣布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也与苏联共产党断绝关系。苏共中央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冯弗能不愿与父亲反目,坚持返回祖国,并企图劝说蒋经国同行。

冯弗能当时与其兄冯洪国、妹冯弗伐同在莫斯科,三兄妹于1927年回国。

    冯弗能后来嫁入北京张家,曾随夫婿赴英,1979年逝于北京。

    蒋经国19277月于中山大学向校党委写下的自白书中,宣布与冯弗能脱离夫妇关系,并批评冯弗能思想有问题,“她想对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说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他的,表示自己绝不接受。

    当时蒋经国18岁,冯弗能小他1岁。

蒋经国在19274月已经写下了自白书与蒋介石划清界线,又在7月写下一份自白书表示与冯弗能脱离夫妻关系,不愿与冯弗能一起回国。两人从此脱离了夫妻关系。

蒋经国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由于在政治立场上坚定拥护苏共,重获苏联上层领导人的信任,被批准进入莫斯科圣彼得堡大学(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该校专门训练学员从事暗杀、爆炸及破坏军事设施等活动。几个月后,他于1927年底转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进修。

蒋经国在军事政治大学主修“游击战”。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选修了红军军事战略课程,是当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的得意门生。

19305,蒋经国以每科都是“优等”的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有如下的评语:“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鉴于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曾经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这位“忠诚而成熟”的苏共党员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但中共不轻信蒋经国在苏联的表现,并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苏共的派遣计划。斯大林采纳了中共的意见,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化为泡影。

 

 

                   法依娜与柯利亚的爱情

 

蒋经国在苏联的名字叫尼古拉(昵称柯利亚),蒋方良在苏联名是法依娜,他们是乌拉尔重钢铁厂的同事

        蒋经国与蒋方良在苏联谈恋爱时               少女时代的蒋方良

  蒋经国很喜欢跟朋友到处旅游,也喜欢跳舞,但不是跳一般的交谊舞,而是动作很大、很费力的高加索地区传统舞蹈。在舞蹈圈里,蒋经国结识了法依娜。

  十七八岁的法依娜和苏联大多数女孩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活泼但不聒噪。她读书不多,但她有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她很随和,却不轻易向外人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遇事时,也比一般年轻姑娘有主见。她有一双像中国人的丹凤眼,因此她的朋友中有人说,她和中国解不开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当年,乌拉尔重钢铁厂是个很大的工厂,年轻人很多。比较起来,法依娜不算顶美,可也不乏人追求。俄罗斯人习惯早婚,一般从十六七岁就开始找自己的意中人,法依娜在和柯利亚来往前,有位男朋友。                           姐妹二人,左安娜、右芬娜(蒋方良)

    法依娜与柯利亚(即蒋经国)的爱情并非一触即发,而是含蓄的渐进的。柯利亚身处异国难免有病痛,法依娜温暖的照顾,起了很大作用。法依娜和柯利亚越走越近,除了在工厂内谈笑,还一块下班。渐渐地两人不避讳在厂内手牵手散步,假日一同出游,周围亲近的人都意识到,柯利亚和法依娜已经是一对恋人了。

柯利亚是个聪明、好学、勤劳的好青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也习惯俄罗斯的生活。柯利亚工作异常专注,他能做到副厂长职位,全靠他自己。法依娜之所以能够放开心胸和柯利亚交往,主要原因可能是她的双亲都不在了,只有姐妹二人。让法依娜为难的是,未来公公的政治立场和她截然不同,他会接受一个苏联媳妇吗?种种的不确定深深困扰着法依娜,让她十分苦恼,她那时才19岁。

有一天,法依娜和玛莎一起下班,她突然问:“玛莎,我嫁给柯利亚好不好?”玛莎回答说:“这是你个人的事,能做决定的只有你自己。”

    1935年初,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俄式传统婚礼,很温馨,知道的人不多,受邀请的人更少。第二年他们有了小名爱伦的长子蒋孝文。

 

 

                 蒋介石两次拒绝交换蒋经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使馆工作人员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令。

19277月,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蒋经国与芬娜结为夫妇

19301031日,宋霭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介石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霭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协定》,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

蒋介石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

 

    1928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夫妇等。

    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6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

    宋庆龄于1931年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继承者,我希望您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

    宋庆龄于当年1216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至苏联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蒋介石在121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这里所说的“东方部长”就是牛兰。

蒋介石在与宋庆龄的言谈间,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骨子里,蒋介石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他试图等待着从别的管道设法营救蒋经国。

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

1931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扶立伪满洲国,也处心积虑要占领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斯大林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

斯大林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于是,斯大林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外交关系。最后,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形成了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蒋介石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但他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日渐缓和,蒋经国返国时机已经露出一线曙光。

    到了19373月,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承诺帮助找回蒋经国,因而去电斯大林联系此事,蒋经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7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次年1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越狱。

    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当时人们还真以为蒋介石是“大义灭亲”,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蒋经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呢!

 

 

                 周恩来答应他们父子团员

 

    “西安事变”之前,苏联就制定了对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谴责张学良“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蒋介石。斯大林最担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把张、杨的行动说成是苏联指使、操纵的。

    “西安事变”时,堂堂的“委员长”,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此境遇情况下,蒋介石十分想念他的家人,尤其是远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在托黄仁霖给宋美龄的信中写道:“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生,自当为革命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余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已也,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那天,蒋介石因逃跑时翻墙跌伤,躺在床上讲话。他本不愿与共产党人会见,但是由于宋美龄的一再斡旋,他才同意与周恩来会见。但他绷着面孔,打算与周恩来敷衍两句就算了。

    聪明过人的周恩来仍以“校长”称呼蒋介石,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张、杨的六项主张只字不提,却在闲话家常,将斯大林提供的有关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的情况一一加以转述。于是,蒋介石严肃的表情开始转为笑意,内心的防线也开始因此松懈。                                       1936.12.17周恩来飞抵西安

    周恩来对他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蒋介石思子心切,在谈判中提出让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恩来答应设法帮助他们父子团圆。

    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苏联政府答应以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日。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了斯大林。

    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盼子回归的迫切心理。

 

 

                   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

                                               

    “西安事变”前,蒋廷黻出使苏联后,第一次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时,就转达了蒋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动身之前,曾经蒙蒋委员长关照,代为查询其公子蒋经国的情况,不知阁下能否给予帮助?”

    回答是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去做,不过此事难度很大,试一试吧。有消息我会尽快告知阁下。”

    蒋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这一试就是几个月。

    这期间,蒋经国正经历苏联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波的严重考验。介绍他入党的苏共老布尔塞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区委书记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的浪潮中。蒋经国本人被撤消《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主编的职务,并被无情的卷入了失业的大军中。

    仿佛是命运有意促成,“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两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并直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壮着胆子正式要求回国。

    他的请求自然更加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出于对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重视,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蒋介石表达的意愿和蒋经国本人的要求,斯大林决定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蒋经国接到通知,斯大林要见接见他。

    19372月,斯大林再次召见蒋经国。蒋经国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斯大林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回国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并促进他的父亲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

    1937年斯大林释放蒋经国,除了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提出了要求外,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当时苏联派驻上海的情报站站长(代号“雅科夫”)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正在汉口服刑。蒋经国返回中国,也交换了“雅科夫”获释返回苏联。

蒋经国在留苏期间曾见过斯大林。1945年,蒋经国随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苏,在莫斯科又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所有人的面,送给蒋经国一把精美的俄制冲锋枪。代表团成员对斯大林此举百思而不得其解,现在可以推测:或许斯大林想提醒蒋经国,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仍未完成。        少年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的顾虑

 

    可以回国的消息使蒋经国万分惊喜。1937324,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蒋经国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向蒋廷黻行过礼后,自我介绍说:“您好,蒋大使,我是蒋经国。”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蒋经国倒自己出现了。蒋廷黻不胜惊奇。

    蒋经国不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就连忙问道:“大使先生,您认为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

    蒋经国这样问,自有他的苦衷。他未经父亲同意(也无法与父亲联系)已经和一个俄国姑娘结婚,并已有两个孩子,蒋介石会接受吗?

    还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经国公开发表声明,对“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苏联塔斯社将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这一公开宣言,使蒋介石丢尽了脸面,下不了台,蒋介石会计较吗?蒋经国非常担心。

    然而,蒋经国最担心的还是他给生母毛福梅的一封信。这封信于1935123日写成,托一位朋友带回中国送到生母手中,后来又公开发表了: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

    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真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万人饿死的事吧?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了。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员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鲜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六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

    他虽然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该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塞维克虐待,苏维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你能出国,不管哪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蒋经国写这封信,也许是为了求生存,也许是受了外力的强迫,也许是为生母抱不平,也许是思母心切。一种说法是:苏联克格勃不停地监视他,作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更是从不忘记他和蒋经国之间的私怨,不时将蒋经国召回莫斯科,查问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行。1935年,蒋经国再度应召,王明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王明把一封代他写好的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拒绝签字。然而,朋友劝他,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国。他就不再坚持,接受了代他拟好的稿本,但是坚持加上一句话,告诉母亲,如果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令蒋介石难堪和生气的。蒋经国对蒋廷黻大使短短的一句“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充分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安、后悔和尴尬。

    蒋廷黻不仅尽量打消蒋经国的疑虑,为蒋经国做好一切准备,而且特地在大使馆内举行了一个神秘的宴会,为蒋经国饯行。

    在蒋廷黻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

    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郭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1937年蒋经国携妻儿回国

    几天过后,他们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人,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我劝告他,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

    当天晚上,蒋廷黻还特地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蒋经国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

    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拉开序幕的前夕,蒋经国于1937325日,带着妻儿,登上特别快车,离开莫斯科,结束了漫长的旅苏生活,踏上归国的征途。在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的陪同之下,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蒋经国动身的这一天,把他全家请到自己家里,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现在我们都认为过去‘以苏维埃化来拯救中国’是错误的。请告诉令尊说共产党绝对有诚意要与国民党团结一致。我们都深明蒋介石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最伟大的领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祝福。”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使当时身价卑微的蒋经国顿生飘然之感。

蒋经国回国前,曾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

19373月,蒋经国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陪同,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全程在同一车厢。火车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蒋经国的不少朋友都到车站与他话别。但蒋经国在返回中国之前,竟给苏共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苏共镇压这些朋友。电报是蒋经国与康生在海参崴火车站联名向苏共中央发出的,称“这些人(他的朋友们)的思想有问题”。

电报告发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电报中还提到,他们马上就要回到中国,虽然前途艰难困惑,但一定能完成苏共中央交付的任务。

这封电报至今仍在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室的蒋经国档案内。

 

 

                      中国式的婚礼

                                                 中国式的婚礼

19373月蒋经国携妻子及子女回国。蒋经国与妻儿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澄庐别墅拜见父亲蒋介石和后母宋美龄。蒋经国见到了父亲蒋介石,二话不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蒋介石一听儿媳妇的洋名,又长又拗口感到叫起来不顺口就给她改名“芳娘”。蒋经国夫妇与蒋介石、宋美龄盘桓几天之后,从杭州乘车到老家奉化溪口省亲。到达溪口那天,正值蒋经国28岁生日。蒋经国的表妹竺英被舅妈毛福梅指定为丰镐房迎接蒋经国的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许,一辆轿车经过武岭门,往溪口的三里长街开过来,缓缓地开到丰镐房门口停下,轿车里走下来两个人:男的,中等个儿,是一位标准的中国男人;跟在男人身后的,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女人。蒋经国夫妻双双拜见母亲毛福梅。母子相逢,对毛福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儿。她仔细地打量着儿子,又听了儿子的一一介绍。当听说媳妇的名字叫“蒋芳娘”时,她一愣,眉头紧锁,觉得不妥当。“蒋芳娘”这个中文名字,是蒋介石取的。毛福梅说:“芳娘,芳娘,我们这些长辈都称她为‘娘’,怎么叫得出口,还是去掉草头和女旁,叫方良好了。”“方良”是方正贤良的意思,是毛福梅对媳妇寄予的希望。就这样,芬娜从最初改名“蒋芳娘”,到后来定名为“蒋方良”。此后,蒋经国称妻为“方”,而方良则称夫为“国”。只是蒋介石还对儿媳称呼“芳娘”。

    毛福梅在一片欢闹中提议,要蒋经国夫妇按中国的风俗,举行一次中国式的婚礼。蒋经国为了讨母亲的欢喜,满口答应,并表示:夫妇同穿中装,坐花轿,重新拜天地。这一来,毛福梅连连点头,张口大笑,说:“这才算真正娶了一个媳妇!”

    婚礼那天,竺培英做新娘的女傧相,毛福梅有意把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派到他们当中,从早到晚陪伴他们,尤其是陪伴照顾表嫂蒋方良。毛福梅为了照顾蒋方良的生活,特意请来了一位厨师做西餐。

毛福梅要儿子举行婚礼,自然是有她的打算:一是因为媳妇是外国人,外国媳妇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结婚。二是因为蒋方良还不知道哪一位(毛福梅和宋美龄)是她真正的婆婆,或者看似知道了,却不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结婚时,毛福梅坐在大堂正中,蒋经国、蒋方良对她三拜,是树立毛福梅在蒋经国蒋方良心目中的权威。三是因为蒋经国夫妇也要给母亲一点宽慰和舒心。这次蒋经国和母亲分离12年后回国,却没有先回溪口看望亲生母亲,而是先看了宋美龄,这是蒋经国的心病,母亲提出要他俩再按中国习惯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正中了蒋经国的下怀。所以那一天蒋经国特别高兴,处处都满足母亲的要求。通过进行这次结婚仪式,毛福梅心中的一切不乐,全都烟消云散了。                             蒋经国 毛福梅 蒋方良

    蒋方良来到中国50多年中,仅回苏联老家三次。前两次是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是19686月,经特殊渠道的安排,她秘密地经香港、东京飞回家乡。这一次探亲,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地经原路返回台北。事后,只要提起这事,她总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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