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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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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16)上册 (2017-10-31 16:01)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蒋方良和她的国文教师

 

    回国后,蒋经国为不通汉语的蒋方良聘请了一位国文女教师,这人便是张豪女士。

    张豪,1916年生于原孝丰县城一户书香门第。在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奉化溪口小学任国文教师。她长相端庄,国文功底深厚,口才好,笔字清秀。

    张豪受聘之后,有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日日陪伴于蒋方良左右。教她对话,也教她识字,同时还教会了她许多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礼节。比如学用筷子、穿旗袍、做中国菜、给长辈请安等。

    一年之后,蒋方良就能用流利的汉语对话,懂得了繁琐的中国礼节。

    蒋方良为此很感激张豪女士,尽管汉语没再继续学下去,但她仍将张豪女士在身边留了好几年。

 

 

             蒋经国闭门读书

 

当年蒋经国和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就是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俄共代表,他也是缔造苏联红军的重要人物之一。蒋经国在学校也通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来彰显他的革命热忱与忠诚度。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许多人都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托洛茨基主张建立先锋队政党,曾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所以蒋经国回后在江西实行新政,就曾不断向蒋介石提出类似建立先锋队政党的建议,例如建立青年团。蒋经国更三番两次向他的父亲提议以类似“职业革命家”,贯彻国民党的主要思想,贯彻蒋介石的领袖意志。这些足以说明蒋经国确实存有根深蒂固的“托派思想。

蒋经国在苏联加入过共产党。1937628,蒋经国在给蒋介石的家书中说:“儿在苏俄12年中,思想之变迁不可为不劣,生活之经过不可为不苦,恶劣之思想应尽力除去,育苦之经验应愈加奋勉,以孙总理之主义为惟一思想,以吾父之事业为一生志愿,此儿今日志也。”

同年614日蒋经国写给父亲的家书中说:“十年之前,见国家之衰弱,人民之痛苦,强国之无理,军阀之蛮横,以为救国之道共产主义为最急进之思想,共产方法为最彻底之手段,故加入共产团体之时,届未曾抱救国救民之志,完成革命之望。安知共产适为亡中国之道也,人当少年有刚锐之气,无远大之谋,乏忍而之心,故思想易入歧途,行动近于激烈,儿往日之误,即病有所不能忍耳。”

蒋经国是以忏悔的语气向蒋介石诉说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同时向父亲阐明自己加入共产党,初衷是为了“救国救民”以“完成革命”。

这封信写于初返故里,闭门读书的阶段,蒋经国为过去之所以会信仰共产主义,向父亲做了一番自省与剖白。

蒋经国回到溪口老家,蒋介石要他闭门读书,补充修习传统文化。蒋介石交代蒋经国归乡后第一个月的功课是“三民主义”等课程,蒋介石要重新塑造蒋经国的意识形态。

蒋介石要蒋经国读曾国藩年谱,读曾国藩对子弟的家训,研究由南宋袁枢写的《通鉴记事本末》

蒋经国在半年多的日子里,要“补习”衔接之前12年的学习断层,谈何容易?

 

 

                蒋经国和斯大林两次密谈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以书面的形式指令蒋经国到苏联会谈的目的如下:一、对苏联出兵取得抗战胜利的贡献,向斯大林表示谢意;二、催促苏军如期自东北撤军;三、促成中、苏、美三国的经济合作(但排除美国在东北开发的参与);四、争取苏方保证中国对东北中、苏共同实业的控制权。其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斯大林保证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友好关系不变,并谋求苏联制约中共。在不动摇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可以让中共参加联合政府。希望斯大林能支持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大业,并说服中共,勿以武力挑战他的统治。

    19451230日,蒋经国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人员,苏方为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中方为蒋经国和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外加一名苏联外交部的译员。

    在这次会谈中,蒋经国几乎用了一半时间来游说斯大林,请他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的节制。蒋经国假意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可以共存的,国民党无意铲除共产党,在两党的政治路线上也没有矛盾的存在;但共产党决不可有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企图。

    斯大林显然感觉到了蒋经国有要苏联在国共间调处并对中共施加压力的意思。他说:“中共并不在苏共的领导下。共产国际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他又说:“莫斯科很难担任调处工作。因为它不愿意见到所作的建议被驳回。而且,中共也没有请我们作建议。”

    蒋经国说:“以斯大林元帅的权威,一定能使中共听从您的建议。”

    斯大林故做茫然地答道:“我确实不知道中共有什么打算;也不了解蒋、毛重庆协商破裂的原因何在。”斯大林进一步说:“我不清楚你们国共之间的问题;或许你们双方领导之间互不信任?或许,朱德和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欺骗了他们?”斯大林表示,当共产党军队要进入东北时,苏军总司令部并未对此同意,而苏联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表现也不满意。斯大林说:“从今年8月以来,中共就未曾问过苏联的意见。”

    蒋经国问道:“假使延安方面问你们的意见,您会怎么做?”

    斯大林含混答道:“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况且,中共是不会征求我的意见的。”

    蒋经国激将式地说:“有人说,中共敢与国民政府为敌,是背后有苏联撑腰。”

    斯大林面无表情地回答:“有人想错了。”

    蒋经国又表示,中苏间应恢复到19231924年间,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成立黄埔军校时期的亲密关系上来。斯大林说:“当前两国之间合作的先决条件比那时还要好。苏联有强化关系的意愿。”蒋经国就以其父名义强调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和苏联作对的事情。”

    斯大林表示,苏联对中国亦然,他接着说:“美、英两国的情报单位都在散发‘美、英将与苏联开战’的谣言,以恫吓中苏两国。”

    蒋经国又以其父亲的名义保证:“在国际性事务上,中国一定会与苏联协商,以取得一致的步调。”这时,斯大林以谴责性口吻说:“在各项国际性会议场合,中国总是与苏联作对。”蒋经国忙答道:“将来中国一定采取与苏联共同的步调。”

    然后,蒋经国把话题转到了东北问题。他首先代表其父,感谢苏军对东北“重建权力机关”所作的援助。他说:“中国东北将不会再成为他国侵犯苏联的通道;中国愿意把中苏边区非军事化;我父亲建议,在经济上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并保证苏联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斯大林回答道:“东北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并不谋求对它的主导地位。”蒋经国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把苏联放到这样的地位,斯大林才未置可否地道了谢,并说“苏联会向东北出口货物,并尽力施与经济援助。”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说:“苏军驻东北总部将当地所有的工厂视为战利品。”

    斯大林反驳说:“根据战争法,只有为日本关东军从事生产的企业才被苏军当成战利品。”

    蒋经国提出他父亲的建议:“苏联不将任何工厂声明为战利品,而由中国政府交付苏方东北工厂的半数,作为苏军对日作战的补偿。”

    斯大林问道:“中国政府是否要求苏军延后撤出东北的日程?”

    蒋经国回答:“前此请苏军延期至次年21日撤出东北,已是最后要求。”然后,他提请斯大林调处国民政府在新疆北部叛乱势力的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原则同意。

    蒋经国说,其父对中、苏、美缔盟感到兴趣。历次会谈中,中、美方代表从未说过苏联的坏话,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他对斯大林可说是信任备至。斯大林点头称是。蒋经国接着说:“基于历史和地理上的理由,中国与苏联更亲近。中国虽然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但绝不会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斯大林表示同意。蒋经国继而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帮蒋军空运华北一事辩解,说此举纯为国军未及地区,解除日军武装;事毕,美军即将撤出。

    斯大林说:“苏联不愿美军进入中国东北,绝不容许美、英或任一其他外国军队进入。”蒋经国保证:“美军不但不会进入东北,还将在任务完成以后,立即撤出中国。”

    斯大林批评美国对日本态度不够坚决,甚至连日军将领都未被以战俘对待。蒋经国响应道:“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斯大林说:“中国人民是友好的,领导也要好才是。”斯大林又说:“中国和苏联都知道遭受日、德占领的痛苦,因此也认识到彻底消灭日本战斗力的必要性。但美国人却全然无法了解这一点。”

蒋经国说,他的问题都提完了。莫洛托夫询问中国承认外蒙古日程事,蒋经国答:“需留待明年2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

 

    194613日,蒋经国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参加人员同前。

    一开始,斯大林就说:“苏联军方坚持要把在东北为关东军生产的工厂以战利品看待。中方的不同意态度已使苏联军队感觉受辱。”他又表示,这些企业应该由苏、中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共管。在蒋经国的抗议下,斯大林才说,不排除将部分重工业交还中国的可能性。

    蒋经国请求斯大林对国民政府最近期间的施政发表看法。他说,他的父亲希望斯大林能发表不同的见解。斯大林表示,在不知谁对谁非前,他无法说出不同看法。他表示:只能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为何国民政府和美国对解除日军武装一事,进展如此迟缓?为何蒋介石与毛泽东无法达成共识?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个怪人,一个怪共产党徒。他总是避开城市,在乡村活动,对城市毫无兴趣。斯大林一再强调,苏联对华政策是支持和亲善中国的国民政府。斯大林还说,蒋介石期盼美援,而苏联又无法大力支援中国,中国与美国友好是对的。

    蒋经国回答说:“解除日军武装的进度缓慢,是因为国军多在华南;而重庆会谈未能与中共达成共识,主要是双方领导间没有互信。”他又说:“因为内战太可怕,中国人民都十分希望国共达成协议。”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苏联很清楚,内战是怎么一回事!”

    蒋经国又问到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看法,斯大林以指责的口吻说:“在东北出现了以国民党名义散布的传单,煽动民众杀‘俄国老毛子’。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合法,一副非法;在东北的国民党就非法地煽动人民驱除俄国人。”蒋经国回称,他父亲已下令解散东北反俄的国民党组织,并逮捕了他们的成员。斯大林问道:“中共真的强过你们国民党吗?毛泽东老叫嚷说,他有百万大军。但美方对他们的估计是50多万。”蒋经国答称,这个数字当然是夸张的。斯大林说:“国民党的继续执政是不成问题的,谁要以为共产党能吞食国民党,就大错特错了。国民党比共产党的基础更广,影响力更大。”

    蒋经国又问及斯大林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看法。斯大林回答:“外国强权也曾希望苏联门户开放,我们让他们去见鬼。但中国是个弱国,不得不表面上同意门户开放。其实这是列强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政策。将来中国必须关起门来建设工业。”他又说,“美国政府曾要求苏联开放满洲门户,他们所获得的答复是,中国才是满洲的主人,不是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苏方并未提出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要求,我们只说,如果中国同意要求采取该政策,苏联并不反对。”

    蒋经国讨好地说:“我想,除了苏联外,没有任何外国乐意见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斯大林表示,苏联未来将援助中国发展工业,并加强商务往来;苏联愿意提供生产工具、机械,并派遣专家,向中国换取大豆、棉花、稻米、钨及若干其他矿产。蒋经国又问:“苏联是否愿派专家赴新疆?”斯大林回答:“苏联召回在新疆的专家,原因是盛世才要逮捕他们。如果能得到善待,苏联可以再派专家赴疆。”

    会谈结束前,斯大林说,他有一封信给蒋介石,要蒋经国带呈。斯大林在信中表达了在中苏条约构架下继续发展关系的愿望并强调了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所达成的有关远东、中国及苏联的结论对中、苏两国的重大意义。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是194512月底,美、英、苏三国外长针对中国问题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达成四项决议:一、美苏两国军队尽快撤出中国领土;二、希望中国早日结束内战;三、希望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早日统一;四、统一后的中国政府,希望能容纳所有民主势力参政。

    蒋经国经过和斯大林的两次会谈,基本上达到了其父蒋介石交代给他的四项使命。斯大林的承诺和支持,使得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更加有持无恐,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可是在其后的解放战争中,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几年间就土崩瓦解,这完全出乎斯大林预料之外。

    蒋经国这次访苏,也是这位“东北九省外交特派员”蒋经国最后一次的外交使命。

 

 

                 蒋介石培植蒋经国

 

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后,蒋介石开始安排蒋经国历练,在这过程里,许多国民党人反映蒋经国有明显的共产作风,他竟然将姨父孔祥熙和舅舅宋子文称为“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和手下的人下工夫,希望蒋经国变得更像一个国民党官员,其实是让他更懂得官场里的生存之道。

蒋经国是什么时候变过来的,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他确实变了。19384月,蒋经国兼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主任,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

蒋经国当初反蒋介石究竟是真心实意的,还是为了自保而伪装,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证据。蒋经国后来表示,其实他当年就认为中国的政局动荡责任在中共,但说这话时已经身份不同,当然可以继续怀疑。

不管怎样,蒋经国在蒋介石的庇荫下,走上一条“太子”式的政治坦途。不巧的是,蒋经国露出峥嵘之际,恰赶上蒋介石在大陆的事业江河日下。蒋经国的努力无法挽大厦于将倒,却为他本人积累了名声和实力。

蒋经国初显才干是1940年的赣南“新政”,时值抗战激烈,蒋经国接任赣南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一手向烟、赌、娼开战;一手减免地租,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到两年,地方初步安定,农业产量上升20%,蒋经国获得“青天”美誉。

“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的说法马上风传,搞到连蒋介石都怀疑起儿子,将其召回重庆,让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蒋经国在大陆时期的另一次行动时间更短,被后世提起的频率更高。1948年,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老虎”,整顿财经乱象,但因为家庭原因,“打老虎”最终失败了。

在蒋介石没失去大陆之前,蒋经国就羽翼渐丰。从1944年担任“三青团”组训处处长起,他逐渐成为国民党内的“团派”首领。到台湾后,蒋介石先后将位高权重的孙立人、吴国桢废黜,除了在政治斗争中铲除异己外,更因为这些人都挡着蒋经国的路。“陆军司令”孙立人反对在军队中实行政工制度,自然跟“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权力和利益发生激烈冲突。“行政院长”吴国桢号称“民主先生”,挟美国以自重,犯了蒋介石的忌,明显影响蒋经国接班。在蒋介石生前,蒋经国一步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和情治系统。

蒋介石刚到台湾时为站稳脚跟,清除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政治异己,让宝岛经历了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到了蒋经国当政,形势有变化,但这情形仍有一定延续。蒋经国主政前期,对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态度。

蒋经国一生的功业最后被局限在一个岛上,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在全球华人圈,他获得了其父无法比拟的正面评价。

蒋经国的政绩首在经济发展。在台湾的政治前景暧昧不明的年代里,“发展才是硬道理”,他心知肚明。蒋经国主政,让台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跻身于亚洲“四小龙”。

台湾的“十大建设”,是经济起飞的标志,也成为蒋经国最拿得出手的形象工程。他留下令人动容的名言:“现在不做,将来就要后悔。”

 

 

                     蒋经国上海“打虎”

 

    1948年,蒋家王朝军事上的节节失利,经济上也陷入全面危机:物价飞涨,官倒猖獗,奸商投机倒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尤其是上海的经济混乱形势令蒋介石坐卧不安。为此,蒋介石于1948819日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蒋介石成立了“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其实,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只是挂名,蒋经国全权在握。全中国都把目光放在了蒋经国身上。

    1948820日清晨,蒋经国亲率“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会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蒋经国的中心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停留在819日之前的市价水平上,即“八.一九”防线。“戡建队”喊出了最响亮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了巨额暴利;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立民案。张利用职权敲诈挪威商人私售金钞;第三个案件是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案。戚的后台是毛人凤,他通风报信,放走了大贪污犯徐继庄。蒋经国不管后台是谁,都依法判处枪决。第四个案件是王春哲案。行政院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大贾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决。因此案被捕入狱的有上海纸、烟、纱布、金融圈子里的“巨擘”六十四人。蒋经国向第五个开刀的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三儿子杜维屏任经理。他的三儿子还办了许多公司。杜维屏在经济混乱中,计划冒险将港币四十五万元,私自套汇外流。蒋经国闻讯,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等人。               孔令侃和宋美龄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里手,坐牢的坐牢,杀头的杀头,终于收住了“八.一九”防线。一时“蒋青天”、“打虎英雄”的喝采声满天飞,连外国记者也对他大加赞扬。

    但杜月笙不甘心坐以待毙,在蒋经国主持召开的上海巨商会议上,杜月笙表示愿让儿子认罪伏法,“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能服人心。”    

蒋经国被重重地将了一军。几乎是同时,上海《大众夜报》揭露了“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总后台孔令侃的照片。

    蒋经国也不手软,他带领“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而来,将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统统查封了。小蒋这“铁手腕”,确实使凡事不服输的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气。全国各大新闻媒介都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扬子案”的进展。

    孔令侃首先求助于上海市长吴国桢,被吴市长已经“不过问经济管制”为由婉言谢绝了。一方是皇太子,一方是皇亲国戚,吴国桢能如何裁决?

    孔公子恐慌了,父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远水怎能救近火?

    于是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手中。宋美龄接到求救电报后即飞到上海。“快给我把这案子撤掉,你,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宋美龄一见到蒋经国即劈头盖脑地指责起来。“你只管放人,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硬起脖子对抗后母命:“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事涉及到整个经济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

    “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气得浑身哆嗦,调头而去。坐镇孔公馆庇护孔令侃。

    此时,东北危急,华北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与傅作义密谋,商量如何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

    蒋介石在夫人的再三催促下,急忙将军务交付给傅作义,乘专机直飞上海。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拦住众人,自已一个人独自登机进入飞机舱,如此这般地向蒋耳语了一通,然后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来到下榻处。刚入客厅落座,蒋介石就开了腔:“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需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蒋介石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宣铁吾、吴国桢暗自庆幸:多亏了没卷入此事,好险啊!蒋经国则脸色骤变,刚准备辩解即被宋美龄挡住了:“总裁长途南来,甚是疲乏,一切事情明日再谈!来,经儿,扶父亲进卧室。”

    内室里,宋美龄把一份电文伸到蒋经国的眼皮底下:“看清楚点”

        姨父、姨母:

            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开你们在美国        的财产数目。

                                                        

    原来,蒋宋夫妇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委托孔祥熙照管,孔令侃狗急跳墙之际使出这一“杀手锏”,的确使蒋宋夫妇坐卧不安。再经过一夜的宋美龄的攻势,蒋介石更下定决心不许蒋经国干预此案。

    蒋经国苦心经营七十余天的“打虎运动”的辉煌战绩,而今,全都付之东流:扬子公司照常营业;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场合;“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从此改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市场上又出现了“人山人海,抢购物资”的情景;囤积黄金的格外猖獗;64名巨商大贾出狱……上海的形势愈发不可收拾。19495月以后,人民已拒绝使用金圆券,国民党政府财政完全崩溃。

 

 

                 竺可桢反劝蒋经国不必去台湾

                                                      

    竺可桢在大人物面前不弯腰,最典型的事例要数和蒋经国面对面的交锋。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要人”纷纷远走高飞。

    1949420日,教育部长杭立武致电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请他速来上海相商要事。

    竺可桢一到上海,杭立武劈面就说:“你赶快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故作茫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微微地摇头。杭立武见状又说:“要么,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竺可桢见对方逼得很紧,只好说:“杭部长,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杭立武动员竺可桢离开大陆去台湾,那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任务。可是杭立武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只好使点手腕。他通过上海《新闻报》发了一则消息:“竺可桢在近日飞抵台湾。”一来以此迫使竺可桢就范;二来也算是向蒋介石了账。避居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的竺可桢看了看报纸,只是付之一笑。

    竺可桢对国民党已不抱幻想,他决定不去台湾也不出国。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纠缠,他以治病为名,住进了这家小医院。

    一天下午,竺可桢正独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身边,车里钻出面带笑容的蒋经国:“竺校长,你不是去了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

    “走是要走的,还没有搞到飞机票。”竺可桢应付着。

    “这好办,我有飞机票。你住那哪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现在居无定所。”竺可桢故意搪塞。

    又过了两天,不知蒋经国怎么打听到了竺可桢的住地,而且亲自登门给他送来了飞机票。

    两人寒暄几句之后,蒋经国话入正题,向竺可桢转达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开导”竺可桢。

    论个人恩怨,蒋氏父子对竺可桢不薄,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就是蒋介石亲自选定的,他与蒋经国的私交也非一朝一夕。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能进退维谷,应作出明智的选择。

    竺可桢拿定主意,毫不动摇,他对蒋经国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反复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蒋经国问:“为什么?”

    “大势已去,你想想,区区孤岛弹丸之地,台湾能维持多久?”

    “不要悲观,时局决非就是如此吧?”蒋经国又劝了一会儿,但竺可桢不为所动。

    蒋经国见再谈无益,便起身告辞。这时,竺可桢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把蒋经国按回沙发上坐下说:“想当初,先生14岁出国苏联,28岁才回到祖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苦度了14个春秋。记得你回到祖国时,抓起一把土贴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

    蒋经国完全理解竺可桢的一语双关,用心昭然。竺可桢进一步道出肺腑之言:

“今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

    蒋经国惊诧不已,不由得愣住了,最后愤愤地说了句:“人各有志!”便不欢而散。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

    竺可桢一生傲骨铮铮,不媚俗,不媚外,不媚权贵。他是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公费留学生。

    1918年秋,他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科学事业无从谈起,和竺可桢一道回国的70多人,大多数改行经商或做官。有位朋友见竺可桢家道中落,便好心地对他说:“海关有个盐督的职位空缺,薪水很高。你精通英语,我介绍你去那里做事好不好?”

    竺可桢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毅然说:“我想研究气象。”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高校地理系,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地理通论》。

    竺可桢于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中国的气象设施。当时,外国人控制我国的海关,外国教会所设气象台一统天下,并且主要为外商在华航运事业服务。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民族的尊严,激励着竺可桢等气象工作者,于1928年在南京北极阁建立全国第一座气象台,又陆续在各省建立了数十个气象站,包括于1935年建成并一直工作到50年代的拉萨气象站。

 

 

                         蒋经国在台湾

 

    蒋经国击败毛人凤统驭台情特系统

    蒋介石历来极端重视情报特工,以此作为蒋家王朝的重要支柱。

    19491月,蒋介石引退溪口前夕,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经营台湾反共基地。蒋介石在同年8月组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时,组建了一个直属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情特工作及大陆反共武装的游击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缉、季源溥、陶一珊、魏大铭等人,都是情治各部门首领。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蒋经国为督导。“政治行动委员会”于同年820日在台北圆山正式成立,它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19503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旋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又特设“总统府”机要资料组,总管全台情报特工。资料组主任为蒋经国,副主任陈大庆是黄埔一期生,执行书记张师是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曾是戴笠的得力干将。资料组的职能取代了原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1950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时,唐纵出任主任。“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便由蒋经国接替。该机构到了蒋经国手中,便由秘密的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

国民党的情报特务机构,最主要的是“军统”和“中统”两大系。1935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二处于19388月扩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副局长戴笠负实际责任,主任秘书为郑介民、副主任为毛人凤。同时,第一处升格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日常工作。军统、中统两大的格局亦告形成。

1946317日,戴笠坠机丧命后,蒋介石便将军统局的军事任务及辖下武装力量全数剥除,要把军统局番号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6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毛人凤。后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接任局长。

毛人凤出任保密局长后,将有实权的人物尽行拔除。这是蒋介石所不乐见的,因为一旦权力握于个人之手,他这个后台老板很难不受蒙蔽。

中统局于1947年初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由中央党部直辖,局长为叶秀峰,副局长为季源溥、郭紫峻。

1949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将保密局本部编制裁减为80人,毛人凤免职,徐志道任局长。同时在行政院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央党员局机构人员接收过去,季源溥任局长。

19496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下野,但实际上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极大权力,甚至是最后决定权。这时,他已对大陆上的战局不抱希望,一心以台湾为最后据点。为了守护台湾,蒋指示毛人凤,将保密局被遣散的人员,选择最精干的两三千人渡海入台,布下台湾的社会安全网。毛人凤到台湾后成立不对外公开的地下保密局,置于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根本不听命于“国防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其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两大派系在大陆各处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成员或遭毙俘被判,或选投诚起义,虽有不少骨干追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但已是人心惶惶,战斗力大不如前。19503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介石是希望蒋经国以“太子”身份来执掌台湾情报网络,掌控杂乱不堪的国民党情报系统。

迁台之初,台湾的情报系统主要有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其头子是彭孟缉;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头子是毛人凤。

蒋介石改组保密局就是要派他的长子蒋经国接任局长,原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但蒋介石的这一布局竟遭到毛人凤的抗命,毛人凤说:“人事还是不动为好!”蒋介石大怒,指着毛人凤的鼻子骂:“你敢对抗统帅权?!”毛人凤则回答:“我请示过()夫人,她认为以不动为宜。”

蒋介石的尊严和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但不得不隐忍。因为宋美龄与蒋经国素来不睦,此时若蒋经国出任保密局长,蒋夫人难免自危。

随后,蒋介石一面指示蒋经国在保密局内越过毛人凤“联络忠实同志”;一方面指示在“总统府”机要室之下,成立一个数据组,规定所有情治单位上呈“总统”的报告及请示,皆以数据组为唯一渠道,而“总统”对情治机关的训令也统由数据组颁发,数据组的负责人即蒋经国。

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蒋经国不动声色,私下里却动作频频,将毛人凤的班底骨干一一拉走,使得毛人凤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毛人凤有心投靠陈诚,他认为大权在握的陈诚必有一天会继承蒋的大任,但陈诚并无与蒋介石争锋的打算。毛人凤从此一蹶不振,身体也江河日下,几年后便撒手西游。               

相对于毛人凤,彭孟缉则很容易对付。毛人凤的遭遇无疑是“前车之鉴”,彭孟缉知道“势威震主”的危险性有多大,在他掌管“台情会”的日子里,“台情会”完全按“太子”的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归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中将领导。在将星云集的孤岛,中将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彭虽属黄埔系,但班辈不高,战功亦未有过人之处,国民党退台后,诸多原中统、军统、军队情报机构人员,不听彭孟缉调遣。两年后,彭在谒见蒋介石时,自谦德薄才浅,不堪肩此重任,务肯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者来领导,以不负“领袖”瞩望。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采纳了彭的建议,遂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交给蒋经国掌管。彭也因此而飞黄腾达,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后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经国接管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后,便将其置于他兼任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之下管理。原“军统”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以对大陆情报搜集和布建反共工作站为主。

“中统”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失宠,而被解散,情报人员分别编入其他组织。

1950629日,蒋经国宴请特工人员,要求他们不许“背叛领袖”,要“任劳任怨”、“忠于国家”。蒋经国还宣称,今后中共将会加强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故要加强“反间谍工作”,又说:“今后台湾的命运就决定于各情报机关同志手里。”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加强了对情报人员的训练。

经此整顿,蒋经国真正控制了台湾的情治机构。以蒋经国的身份、地位来指挥,自然比彭孟缉得心应手。蒋经国控制下的情治机构的权力,真可谓无所不包,权力无边。国民党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然而,蒋经国主管的特务机构却能指挥国民党。正如他人所言:“亲权高于党权。”在蒋经国的指挥下,到处抓人杀人,制造了无数起冤狱。台北马场町取代了南京雨花台,经常在那里枪杀共产党人和民众。

特务工作毕竟是见不得人的职业,特工头子的名声自然也不会好。当时台湾的社会舆论对蒋经国所领导的特务工作非议很多。有鉴于此,蒋经国报请老蒋,于1954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局”,统辖全部情报工作,任务是:“指导敌后及海外情报作战;确保台澎金马安全。”其首任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陈大庆(后接任局长)。蒋经国退居二线掌控,“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同时撤消。

    “国家安全局”直属“国防会议”(后改称“国家安全会议”)。“国防会议”的委员由“总统”指名任命,开会时由“总统”蒋介石任主席,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秘书长曾由周至柔、张群、顾祝同担任,蒋经国为副秘书长。蒋介石在指派秘书长时说:“百福(周至柔字百福),侬事情多太辛苦,我叫经国帮帮侬的忙,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叫黄埔宿将周、顾、和“党国”大老张群帮小蒋的忙,为“太子”抬轿子。“国防会议”掌握台湾“军国大事”最高机密,安排蒋经国为副秘书长,是蒋介石为儿子跃进台湾权力最高层的前瞻性布局。

 

    蒋经国与毛人凤血腥内斗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初,蒋介石意欲让其子蒋经国统管谍报系统。不久,蒋经国出任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名义上归他管辖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处处不买账,弄得小蒋很没面子。不搬掉毛人凤这块拦路石,蒋经国在台湾谍报系统就难以舒展筋骨。

郑介民在毛人凤死后,郑重告诫叶翔之:“不要跟夫人(宋美龄)太接近,总统(蒋介石)很忌讳这一点的,毛人凤就死在这上面。”

蒋经国不是省油的灯,毛人凤拒不移交,蒋经国当然不会就此算了,他转了个湾,创了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用这个名义把情治工作全盘接收,因为情治单位所有上呈蒋介石的报告,都要经过这个“资料组”,于是蒋经国便成了有实无名的“特务头子”。

这个小小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就是后来台湾“国家安全局”和前身。接受“资料组”协调的情治单位,包括保密局、调查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国防部总政治部、宪兵司令部等。其中以保密局权力最大,加上毛人凤一度抗命因素,于是蒋经国改革情报体系的重点,聚焦在保密局。

蒋经国与情治并无渊源,伸手进来后,他的支持者是蒋介石,顾问是郑介民,另有两个重要军师,即王新衡与严灵峰。王、严都是蒋经国的留俄同学,并先后当过军统局二处处长。

这些顾问与军师建议蒋经国接触保密局第二处处长、侦获“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与“吴石共谍案”、红得发紫的叶翔之。蒋经国接受建议后,在19505月,很秘密地第一次约叶翔之见面。开门见山,蒋要叶协助完成改组保密局计划。蒋、叶第二次见面,在中山北路一个少有人知的地方,竟然被毛人凤派人侦知。毛人凤自然猜出蒋、叶晤面所为何来。

毛人凤发现蒋经国拉拢叶翔之,再加上总统府一纸公文发生失误,火上加油,导致毛叶关系一夕改变。

原来,蒋介石因保密局侦破“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一案,向有功人员授勋,总统府典玺官给主持破案的叶翔之勋状,竟写错了头衔,将“副主任秘书”,写成了“副局长”。当时保密局并没有副局长,局长毛人凤之下,是主任秘书潘其武,潘之下才是副主任秘书兼二处处长的叶翔之。

勋状一到,潘其武紧张万分,以为叶翔之已因功破格升到自己上面,潘随即向神经敏感的毛人凤报告,毛即认定破格升叶,是蒋经国向他下的一着狠棋,毛人凤决心要除掉叶翔之。

毛人凤随即收押了叶翔之手下杨汉敦等人,以支援敌后某案处置失当罪名进行审讯。在审讯中,毛派人一再暗示,只要供称该案是是受叶翔之指示,便可脱罪。由于杨汉敦等人不配合毛人凤,拒绝攀诬叶翔之,全被判处死刑。不过最后仅蒋科长一人因痛骂毛人凤而被执行枪决,其余之人,则在毛人凤过世后释出复职。

经过这场腥风血雨的内斗,叶翔之便投奔了蒋经国,在蒋经国安排下,挂名在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名下。只是杀红眼的毛人凤不肯松手,非要置叶于死地,一方面透过军法途径逮捕叶翔之归案,另一方面,派出枪手准备暗杀叶翔之。当时的蒋经国并不能直接制止毛人凤的行动。

一个月后,蒋经国终于报准蒋介石,正式下令免究叶翔之所有罪名。自此,叶翔之“归附”蒋经国,两人展开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而毛人凤没有扳倒叶,受到抑制,也让蒋经国掌握情治系统的进程跨进了一大步。

 

毛邦初事件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

    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介石支持共和党,李宗仁则支持民主党。毛邦初驻美国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忙,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宗仁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邦初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身后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

    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美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在美军购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哪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将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蒋介石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古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全部详细情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老蒋能据此查办小蒋。老蒋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小蒋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小蒋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蒋经国斗倒毛人凤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直恨得咬牙切齿,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郑介民给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并趁势把积极谍报(指到敌方搜集情报和组织指挥游击战等直接伤害敌方的工作)与消极谍报(指消除敌方的危害)单位截然划分,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小蒋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老蒋点头。而要老蒋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老蒋不能不认可小蒋的决策。

    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周至柔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信塞进“国防部”,接郑介民“次长”的班。为此,他决心损害郑介民的形象以达自己的目的。当时蒋介石正在倡导“战时生活活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周至柔知道毛人凤与郑介民不和,就找毛人凤要郑介民的“贪污腐化”的证据。毛人凤就给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收取回扣,赚了不少昧心钱。

    周至柔拿到这些“证据”,大喜过望,当天晚上报给蒋介石。老蒋责成小蒋查办。小蒋手一转,把原汁原味的老蒋批件转到了郑介民手上,郑介民知道是毛人凤从中捣鬼,哪忍得下这口气,恨恨地对小蒋说:“我那口子有时是爱占点小便宜,但他那口子也不干净……”随即向蒋经国提供了一个线索。小蒋马上顺藤摸瓜,轻轻松松摸出杜长城案。

    国民党军队中,因功由少校直升少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破解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密码,及早通知美国的破译密码奇才池步洲;再一个便是杜长城。杜长城在四平战役中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长城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爆炸的多种水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人凤有意提携杜长城,进一步委以重任。

    当时,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事机不密,内情被小蒋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老蒋。老蒋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文件退回原呈单位,法官们发现纸背还有两个名字,但不在括号内,经过研究,觉得老蒋既然没有括进这两个人,不如将错就错,把这两个命大的放了。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人凤的亲信胡凌影却没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敲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老蒋一批定,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已去矣,蒋经国正式掌握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

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五万多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成为仅次于蒋介石、行政院长陈诚的第三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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