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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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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17)上册 (2017-11-01 21:10)

    蒋经国如何培植自己的势力

    蒋经国初到台湾时并未担任公职,蒋介石仍亲自执掌政务的运作,但既从大陆失败撤退到台湾,则政府与国民党之改革已是必然之势。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是“太子”,大家把改革期望寄托于他是自然的事。不过,蒋介石并未退休,其左右的老臣子更抓紧权力,毫无退意,故蒋经国必须进行夺权。

    蒋介石也是“生儿不象贤”,起初并没有传子之想,但他的接班人更“不象贤”,在权谋策略方面更像王莽、袁世凯。正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蒋经国当年夺权,因为要隐秘进行,故要从“情治”方面入手,不免要利用情治手段去打击政敌。

    蒋经国在台湾出任的第一个公职,是在国防部之下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他出任“主任”,官阶是中将。把他“隐”于情治的身份的一部分公开化了,开始面对公众,走上政坛。

    当年在台北“四条通”蒋氏公馆出入的,自然有些人,其中还有蒋经国在江西时代的“干校”旧部。有一天,他请了一些人去吃饭,这时,蒋经国宣示了他的用人政策:“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蒋经国本身倒也“实践”了这三点,他当然自负是“头等人才”;行政院下的国防部之下的总政治部主任,也确是“三等职务”;但他是蒋介石的接班人,自然拥有“特等权力”。不过,他不是为本身而宣示,是宣示给他周围的人听的。例如王升,后来继他任总部主任,除了官阶升为上将,“三等职务”不变(王升自是他心目中的“头等人才”),但实际上他不仅可指挥国防部长,连行政院长也要听命于他!蒋经国说:“你们可以同我讲话,就是‘特等权力’。”

    头等人才而拥有特等权力,便会发生功高震主、难于制衡的问题,故需预先作防范。

    蒋经国原来的干部,是他在江西时干校培训的一批人,经过从抗战到胜利、内战失败到撤退台湾,仍跟着他的已经不多,主要只是李焕和王升二人。因此蒋经国必须培养和组织新的干部,李、王二人分别负此重任。李焕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王升的任务更重要,在总政治部之下成立新一代的“政工干校”,该干校日后更成为台湾的一大势力。

    所以,总政治部的组织工作,就要蒋氏亲力亲为,李焕、王升帮不上忙,既无时间也无适当的地位。张彻之能拉近蒋经国就是乘这个“空当”。当然,他的重要性不能与李焕、王升并论,他们已经是“政务官”,而他只是听蒋经国命令办事的“事务官”,虽然在官阶上他们三人都是上校军阶,张彻并不能如他们那样独当一面。

    总之,那时围绕在蒋经国周围之人和事,十分敏感,其中还有宋美龄的因素。蒋经国组织总政治部,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作从容部署。当时蒋介石“避静”的地方,是台中日月潭一处酒店式的私人别墅“涵碧楼”,蒋经国便选择该处。他组织总政治部,以情治单位和军方为两大支柱,他那时已经掌握情治单位,主要是向军方入手。他是通过好友、空军参谋长徐焕升向军方入手的,徐后来升任空军总司令,创办中华航空并任董事长。徐的另一特别任务是拉拢他的同窗好友胡伟克转投蒋经国旗下。当时胡是空军上校,正获得宋美龄赏识,要提升他出任后勤总司令。这样,蒋经国渐渐掌握军权,为夺权奠下了基石。

 

   蒋经国派人袭击陈香梅

陈香梅所乘汽车遭棒击

20世纪50年代初,陈香梅与丈夫陈纳德定居台湾。1954年底,陈香梅决定邀请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钦夫人,以“华美协进会”的名义在台湾搞一个“中西妇女服装义演”活动(预计收入十万元,用来改善一些军人特别是已故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家属的生活),请美国及港台的一些服装模特到台湾参加展演义卖活动。

为了成功举办这次活动,陈香梅和兰钦夫人在台湾做了很多工作,还请求了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和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严家淦,俞、严二人均表态支持。

陈香梅不知,她此次入庙烧香并未敬到真菩萨——此时的台湾,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俞鸿钧、严家淦的地位虽高,许多事情却要听“太子”蒋经国的。此外,类似中西妇女服装义演这类活动,在业务上还应得到蒋经国控制的“军友社”的许可,因为捐款慰问军人及遗属,是“军友社”的主要工作。

当时,“军友社”的总干事是江海东,是蒋经国在前台最得力的打手。

江海东从报纸上得知“华美协进会”195525日和6日要在台北搞中西妇女服装义演活动,马上报告了蒋经国。蒋经国听了很不高兴,认为台湾刚刚在一江山岛战役中吃了败仗,军队士气低落,民心浮动,当务之急是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为将来“反攻大陆”做准备,服装义演这类活动对台湾青年和妇女的腐蚀性很大,对“反攻大陆”“反共抗俄”更没有好处。他当即指使人劝陈香梅不要搞这次活动。

对此,陈香梅召集兰钦夫人等人商议对策。兰钦夫人认为此事是给台湾军方帮忙,没有任何不法企图和行为,建议陈香梅顶住压力,勇往直前,不要怕这怕那。

陈香梅不知,蒋经国、江海东此时正在秘密策划袭击她的计划。

24日下午5点,陈香梅坐小轿车去台北新生社商议服装义演的一些具体问题。行到途中,小轿车突然被“反共救国团”的一帮打手拦住,并用棍棒猛击轿车,司机头部、肩部多处受伤。与此同时,另一伙打手冲到中西妇女服装义演现场,打伤多人。

晚上,陈香梅与兰钦夫人、俞鸿钧夫人等开会研究5日的义演是否如期进行。会上两种意见不统一,陈香梅难以决断,决定再去找一趟严家淦。“教育部长”杭立武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这件事有比较复杂的内因,他已向台北几家报社打了招呼,要他们5日登出中西妇女服装义演活动因故停办的消息。

陈香梅与兰钦夫人得知此信息,心里有说不出的苦,为了出这口气,她们决定义演照常进行。

事态恶化,老蒋夫妇出面

5日早饭后,中西妇女服装义演刚刚开始,江海东就率领“反共救国团”的打手及“反共义士”1500余人突然来到义演现场。他们手持棍棒守在服装义演场门口,只准外国人进去,不准中国人进。泰国和韩国驻台“大使”长得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进门时,被“反共救国团”的人误当成中国人,各挨了几大闷棍,被打得鼻青脸肿。

站在大厅的陈香梅闻讯连忙出来阻止。哪知,她还未到门口,棍棒便似雨点般落在她身上。参加服装义演的美方人员见状,急忙上去保护她,这才使她避免了一场灾难。

随后,“反共救国团”的打手又冲到义演大厅,对参加义演的人大打出手。

气愤之余,陈香梅立即将自己的遭遇报告了宋美龄。

宋与陈的关系极好,她得到消息后,十分震惊,连忙电令蒋纬国(蒋经国此时已经躲了起来)赶到出事地点,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当天下午,宋美龄又将此事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十分愤怒。将蒋经国叫到办公室来质问道:“你为什么用江海东这种粗人?这样的事情一爆发,就影响‘中美两国’的关系,是能做的吗?”就在事发的当天下午,兰钦代表美国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由于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震惊了海内外,蒋介石不得不将江海东扣押侦办,彻查江是不是隐藏的共产党。

为了安抚伤痕累累的陈香梅,当天晚上,蒋介石让宋美龄请陈香梅和陈纳德吃饭。经宋美龄一番安慰后,陈香梅心里的气才慢慢消了。

此后,宋美龄又亲自到美国“大使馆”,向兰钦及夫人表示慰问,并一再向他们道歉,美方的态度也渐渐缓和下来。

 

    蒋经国访美遇刺

    196912月,台湾“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试探蒋经国近期访美的可能性。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卫康在接到台方信函的第三天,便给了回话:“已将蒋经国‘副院长’有意访美的消息报告了白宫,尼克松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并让我转告蒋‘副院长’:蒋介石‘总统’和蒋经国‘副院长’都是他的好朋友。未来20年台湾及西太平洋的安定,蒋经国将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美国总统和我本人对蒋经国的访美表示欢迎,并将以国家元首的礼仪,欢迎蒋经国‘副院长’。”

    美国人很清楚,蒋经国是蒋介石身后的不二人选,是将来台湾政策的决策人,因此不可忽视他的作用。而实际上,尼克松为修好美中关系只能将台湾垫在谈判桌的脚下。不过为了表现不过分的“无情无义”,尼克松向台湾采取了这一“柔和的道别方式”。

    蒋经国对马康卫说:“请贵‘大使’转达贵国政府和尼克松总统,本人除了深感荣幸和谢意之外,并坚信中美两国为世界和平安定而做的努力是一样的,合则两蒙其利,分则两受其害。”

    马康卫说:“蒋经国‘副院长’的能力、声望、成就和对未来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国和尼克松总统及国务院其他官员,都有绝对深刻的了解。因此为了西太平洋及世界和平未来的利益,我将暂时放下台北的馆务,暂由‘公使’代办,我本人先行返美,为您的访问作最妥善的安排,等您圆满达成访美之后,我再回台北‘使馆’。”

    双方商定,蒋经国的访问从1970422日开始。

    蒋经国一行人在422日启程,在旧金山停留,23日到达华盛顿。适逢当地樱花季节,游客如织,但蒋经国一行却无此雅兴,因为自23日起,台独联盟约三四十人就在白宫前进行示威抗议,高举标语,大声疾呼:“国民党下台!反对蒋经国访美!”示威活动一直进行到下午仍未结束。为求安全起见,美方安排蒋经国乘坐的波音737飞机在华盛顿东郊的安德鲁空军机场降落。

    蒋经国此行带了四项使命:一、弄清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将做出何种让步,正在拟议中的美台“和平共存协定”包括哪些内容;二、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理会的席位;三、要了解,假如中共再次攻打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继续信守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参院通过的提供援助的决议;四、提出对在美的台湾独立分子活动的关切和更新台湾三军装备的问题。

    傍晚6点多,飞机抵达机场。

    美国副国务卿罗杰斯在机场主持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隆重热烈,完全够得上“国家元首”级的规格,美国人没有食言,这使台方人员感觉良好。

    但在场内欢迎仪式进行的同时,机场停机坪附近出现了约30名示威的人,他们身披红、黄、白色的绶带,手举标语牌,在警戒线附近高呼“要求台湾独立”、“台湾属于台湾人”等等口号。这伙人是美国“台湾独立联盟”的成员。抗议声浪一波一波袭来,这情景蒋经国全收眼底。他向记者问候两句,旋即坐进直接开进停机坪的黑色轿车驶离机场。

    另外,“台独联盟”的暗杀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四名台独分子黄文雄、黄晴美(黄文雄之妹)、郑自财和赖文雄于两周前秘密制定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寻机枪击蒋经国。当时决定进行暗杀行动后,四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没人敢主动承担行刺之职。在沉默了多时之后,时任“台湾独立联盟”秘书长的郑自财终于鼓足勇气自告奋勇。但黄文雄认为郑是个有家室的人,而自己是孤身一人,此事还是由他来做最合适。最后商定的结果决定以黄为主,郑为辅实施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了424日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为蒋经国60岁生日举行的午宴上。

    他们要暗杀蒋经国,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小蒋的台湾将面临继承人的危机,他们将利用这种时机进入岛内政坛……

    当天晚上,蒋经国留宿双橡园,“使馆”文化参赞吴化鹏、专员王广生、钟湖宾等充当护卫。当晚,美国联邦调查局传来消息,“听说有一越战退伍军人反战分子打算对蒋经国不利”,使得王广生等人非常紧张,几个人整晚轮流守夜,美方也派遣白宫特勤组警卫前来负责安全。但是到了晚上,美方只剩下一两个警卫,王广生心想:“我们几个身上都没有武器,如果真有三长两短,美方这两名警卫保护得了吗?”

    随从们担心了一夜。24日,按原定行程,蒋经国飞至纽约,出席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并在餐会上发表演说。

    中午12时,蒋经国离开庇尔旅馆,在警车开道下,乘车前往布拉萨酒店,准备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吴化鹏见抗议的人群聚集情况,感觉不太对劲,便向蒋经国建议:“他们好像很激动,我们的车子还是不要在大门前停下来,改走侧门比较好。”不过,蒋经国并没有接受建议,坚持要走大门。

    庇尔旅馆与布拉萨酒店仅隔两条街道。事先曾有人打电话说,一些“台独”分子在酒店门外示威,对此蒋经国并未介意。

    蒋经国一行人直接乘车至酒店,短短的距离却因交通阻塞,行走速度相当缓慢,同时台独联盟抗议者早已围聚在酒店大门两侧,当地警方仅以一条红线拦阻。

花园广场旅馆正门设计雄伟,门前有数层宽广石阶,两侧各有四根大理石柱。

    蒋经国座车刚一停稳,即由美方安全警卫官亨利.苏尼兹和詹姆斯.沙德上前打开车门,一左一右保护着向正门走去,两名台方贴身警卫王广生、吴化鹏和两名纽约市警察局的便衣,同时上前护着蒋经国走上台阶。

    此时,郑、黄二人早已潜伏在酒店正门附近伺机行刺,他们的内衣里各藏有一支左轮连发手枪。

    就在蒋经国前要走完台阶步入大厅旋转门之际,潜伏在门侧的郑自财突然从侧旁石柱蹿出,散发传单,很快被安全人员制止。这时,一个中等身材、身穿风衣的年轻男子越过警探守卫的人墙,自蒋经国左侧直冲上前,快速地从风衣内掏出手枪指着蒋经国,嘴里大声喊着:“杀!”并准备扣下扳机。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个箭步冲向刺客将他的手臂上托,其他安全人员跟着拥上。“砰”的一声,火星飞溅,子弹从蒋经国头顶飞过;刺客又迅速开第二枪,蒋经国已经走进旋转门右侧,子弹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弹孔。

杀手就是23岁的黄文雄,当时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黄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郑自财见状立刻从右侧冲上来,王广生赶紧挡住将他推开。现场一片混乱,黄文雄、郑自财两人拳打脚踢仍试图反抗,终不敌警方人多势众被制伏。

   被压在地的黄文雄挣扎着,嘴里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Taiwanese !(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这段话后来成了台独分子常引用的豪语,也是当时站在旋转门后方,看着局面发展的蒋经国心中无法忘记的一句话。

    前后仅仅几十秒钟,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便告流产。

    当时,王广生脑子里只想着要赶快保护蒋经国脱离危机四伏的现场,他扑向蒋经国,子弹在他头上约一尺处飞过,转身一看,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躲子弹,只有蒋经国很快地闪进旋转门后面,冷静看着门外的一切。紧接着闪进旋转门的王广生趋向前问:“经国先生,我们是不是先离开现场?”扶着他向大门右侧走去,这时,周书楷也跟上来。

    场面乱成一团,也没有人引路,于是,王广生看见有楼梯便带着蒋经国走上去,结果走到二楼却发现是条死路,隐约可见理发厅的灯一闪一闪。

    蒋经国终于讲了第一句话,却是问:“没路了?”当众人正想转身下楼,一名酒店侍应生恰好出现,要他们跟着他走。蒋经国等人便跟着他由一条不知名的信道上了酒店电梯进入四楼会场。

    蒋经国若无其事地走进餐会会场和等候的来宾寒暄,一直随侍在侧的王广生不敢松懈,提高警觉站在蒋经国身后,周书楷则站在他的后面。

    这时,前参谋长王叔铭将军,见只有两个警卫人员紧跟在蒋经国身边,其他大员都不见了,甚觉奇怪,悄悄问周书楷:“发生什么事啊?”周快人快语的回答说:“没事!没事!警察打枪走火。”但这句话却让原本在跟来宾握手的蒋经国回过头来,瞪了周书楷一眼,不发一语。

    蒋经国上台发表演说的40分钟期间,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驻美办事处处长、纽约“总领事馆”人员和白宫人员,也同时在演讲布幔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蒋经国是否缩短在美访问行程,将十天的行程缩短为五天,中国城也最好不要去。美方人员说:“我们对中国人的情况不清楚,一旦出事很难控制。”

    美国尼克松总统立即下令,蒋经国在美的安全由美联邦调查局接手负责,20名身形高大的警卫一下子一字排开站在蒋经国身后。

    照理说,由台美双方警卫人员组成的警网,黄、郑二人是很难突破的,且在距离蒋经国仅十米的地方拔枪射击的。

    事后,美方解释说:“由于刺客是中国人,而在美国人眼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长得太相像了,他们以为黄、郑两人也是随行人员;如果刺客是白人或黑人的话,就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

    美国新闻媒体对此轻描淡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安德鲁机场的新闻和照片,并刊登了一些台独分子的谈话及照片,而对蒋经国遇刺的消息,只以很少篇幅一带而过。

    蒋经国本人对此表现出了君子般的大度。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救他大驾的美方警官苏尼兹,并对美方表示:“此事不足介意。这些持有异见的人,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找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释放他们。”蒋经国希望这种“高姿态”能有助于台美关系走出低谷。

郑、黄两人后经纽约地方法院起诉、审判,以行刺未遂为由交保释放。

黄文雄在等待判决期间,弃保逃亡,开始了长达25年的地下逃亡生涯。等到1995年底,这名刺客被遣返台湾时,他已经在海外流亡了整整32年。后来他自述刺蒋的背景是:国民党的独裁戒严体制;刺蒋的动机是:打乱蒋家父子接班计划。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在罗杰斯陪同下约见蒋经国。尼克松说:“在您作为美国的贵宾访问期间,竟发生如此不愉快的‘插曲’,身为东道国主人,我感到非常地难过和抱歉。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并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的事情,绝非特例。因此希望阁下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致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

    蒋经国回答说:“昨天事情发生之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首先关心的事情是,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意外事件误伤。在知道没有人被误伤后,我便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果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及,我几乎忘记这一意外事件了。”

    消息传到台北,正是当地午夜030分,蒋介石被从梦中唤醒,听过报告后,他阴沉着脸指示:“岛内所有新闻媒介对此略而不登。”

    一周后,蒋经国结束访美返回台北。

    事后,蒋经国升任“行政院长”、继位“总统”后,致力建设台湾,重用台籍精英。这件事成为蒋经国想要让台湾人“接受”的动力之一。之后,在台湾搞了十大建设,同时拔擢李登辉、林洋港等,重用台湾人......可以说,刺蒋事件后,蒋经国一直在努力改变国民党政权和台湾人民的互动关系。也为21世纪初台独分子和民进党掌权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热恋顾正秋                               

顾正秋是金陵山水孕育出的佳丽,原上海戏校培养的名伶。她又是梅兰芳的嫡传弟子,同时兼得程砚秋、张君秋的亲传。她天生丽质,扮相华丽,嗓音净妙。童年入行,少时名声远播。

1948年,20岁的顾正秋率领自己的剧团去台北的永乐戏院公演,准备演出完毕回上海,不料剧团刚抵台北,上海即被解放,全团60余人被困永乐剧院,只好不停地演下去。

顾正秋从此蜚声台湾。演京剧有“台湾梅兰芳”之誉。

当年台湾不少权贵、名流来看戏、捧场,向她暗送秋波的不乏其人。

在人生舞台上,顾正秋与掌握台湾最高权力的蒋经国,及另一位曾风云一时掌管财政的任显群,扮演了一场三角恋爱剧。这里有悲欢离合、生死诀别。在蒋经国去世后,才传播于众人之口。

    1949年蒋经国来到台湾,跟着父亲隐居在日月潭畔的涵碧楼,英雄末路,寄情山水。这时他的官职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没有多少事可做,尽有余暇时间,成了顾正秋的观众。

    这又是一见钟情!

    顾正秋的音容笑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蒋经国。有一个时期,蒋经国每天去看戏,看戏后又盛宴招待。顾正秋当然是总代表。

    在灯红酒绿,宴饮酬酢的场合,顾正秋表现得娴淑端庄,她与人接触若即若离。这使蒋经国益发对她产生爱慕之心。从此形影不离。

    蒋经国可说是泛爱主义者,对女性常常洒爱情之露。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因查封扬子公司而得到失败结局回到南京,非常苦闷,曾找一些荡妇解愁。

    他在赣南时的婚外恋主角章亚若,也是善唱京剧的。虽不像顾正秋这样是科班出身的,但一出《玉堂春》也回肠荡气。自从慧云(章亚若的情名)在桂林魂归九泉,他一日不能忘怀。他是可能把顾正秋当作章亚若的化身来看,把爱献给她。

他与原配夫人蒋方良,因章亚若的介入,撕破了感情薄膜,以后因章亚若之死而没有闹到仳离的程度,事过境迁,尽管蒋方良也力图消除裂痕,但她毕竟已非当年风韵,怎能比眼前如花似玉的顾正秋。

那时,追求顾正秋的男人很多,有的甚至给她送一套日式豪宅,顾正秋的心思却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人是年轻有为的财政厅长任显群。

任显群,1911年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铁道部、行政院、中央银行等多个部门任过职。1949年末,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任显群被任命为财政厅长。而偏偏吴国桢与蒋经国是冤家。吴因受排挤,辞职赴美,不断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任显群也跟着辞职,与友人合办一家“法律会计事务所”自谋生路,但处处遭到情治部门(特务)的刁难,生意不顺。

两个有权势的男人之争,结果任显群获得美人芳心,顾正秋毅然下嫁长她17岁、长相平平的任显群。因蒋、任在政治上对手,在生活上又是情敌,逼得任显群与顾正秋只好秘密结婚,只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顾正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与任显群并不是一见钟情,但相识之后,就渐渐被他幽默的谈吐、豪爽的个性所吸引。与他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快乐、幸福,终于不畏万难,决定与他长相厮守。”

婚后,顾正秋洗尽铅华深居简出,相夫教子,连朋友的活动也不参加,因为她一直被特务跟踪监视着。

一年后,他们夫妇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婚礼,这是婚后他们第一次露面,大小报纸纷纷刊登顾正秋、任显群的合影。次日,任显群即被保安司令请去谈话,随即被拘。接着,特务连续三天入室搜查,连天花板都被拆下,但并未找到与吴国桢往来涉嫌违法的证据。

这是蒋经国派人将任显群抓了起来的,理由是任显群的叔叔是“匪”,他隐瞒不报,他也就成了“谍匪”。任显群屈打成招,一判就是五年。

任显群在被关了两年零九个月后获保释的。当局规定两条:一不准在台北市区做生意;不准他俩在西门町或电影院等公开卖命露面。

丈夫含冤入狱,顾正秋在每个探监的日子给丈夫送饭。任显群出狱后,怕再生事端,就与顾正秋一起远走金山农场。那时他们已有三个儿女。

金山农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电话、电灯,两人住在茅屋里。他们一起种草莓,做出口的草莓酱。农场发展到有700多名员工,不仅出出口“金山草莓果酱”,又将蔬菜、冷冻食品等远销日本、美国等地。

1975年任显群64岁时病逝,遵遗嘱,顾正秋将他葬于他们共同创办的金山农场。

顾正秋的后半生,连人都很少见。时下,顾正秋正在台北含饴弄孙颐养天年。2008年她以平和的心态过了80岁华诞。

 

蒋方良裸奔事件真相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而且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动乱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对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与章亚若相好,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蒋经国其他的花花事,报界透露的很少。                      

抗战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刚从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后,又重新当杭州市市长。在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搭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在中国,蒋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

国民党在大陆要垮台的时候,蒋经国和蒋方良全家人到了台湾。此时,侍候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象贤逐步边缘化。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肚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女曾经是丈夫非同寻常的密友。

在台湾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蒋经国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19505月,蒋介石派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旗下有一个机关,是当年高官显要光是听到就要流涎水的单位——“国防部”康乐总队,总队长龙芳上校后来官运亨通,高升为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

台制厂于1956年间,筹拍一部电影,龙芳决定找一位形象清新的人当女主角,经过几个月的挑选,还派出星探四处物色。结果在一家私人公司找到一名会计小姐。龙芳乍见这位新女主角,惊为天人。那位小姐年方二十,还未嫁人,从外表看起来,有点原住民血统,人显得很规矩。她惟一的梦想,是成为当红玉女明星,名利双收。

据说龙芳曾经为蒋“太子”和这位小姐在台北市台湾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安排了一次幽会,这位小姐则是此生第一回和男人幽会。之后,这位小姐即成为“台湾制片厂”的第一女主角。接连主演好几部日后轰动台湾的名片,此小姐纵横台湾影坛多年,成为台湾演艺界常青树。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有丝毫动摇。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也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言。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更严重的时候,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为蒋方良看诊。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逼蒋方良赶紧服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精神躁郁症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大夫退休离职后,临时换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精神科医师,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目的是了解病情,好对症下药。不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病医师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

蒋经国回忆自己在苏联的苦难日子时,曾对人说过,他有一回,在苏联的一个火车站病倒,发着高烧躺在煤堆里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蒋经国说,自己能够活着回到中国,是自己的幸运。

蒋经国把自己的生还诉诸于“幸运”,他似乎刻意遗忘了那段与蒋方良的共同岁月。不是吗?在他遇见蒋方良之后,如果不是她从旁以女性的温柔和关照,一路扶持他这个异乡人,如果她不伸以援手,蒋经国怎么会熬过在苏联那段艰难的流放岁月?如果他珍惜那段岁月,珍惜蒋方良赋予他的新生,他又怎会陷蒋方良于禁锢的深渊之中和经常背叛她呢?

 

 

               蒋纬国、蒋经国身世之谜

                                                 蒋介石与蒋经国、蒋纬国

    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

1986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台湾“国家安全会秘书长”的蒋纬国,曾在1985年打算在结束军旅生涯的前夕,出版一本披露自己身世奥秘的书《蒋纬国报到》。可惜,这本可能继《蒋家王朝》之后再度成为轰动海内外的著作,终因其兄蒋经国一纸令下,而在付印之前遭到查禁的厄运。

首先透露《蒋纬国报到》出版经过及该书主要内容的台湾杂志《第一线》周刊,曾在19851228日的创刊号上,放胆选用蒋纬国身着军装的一幅近照为封面,特意加以报道,但旋即受到台湾警备总部制止,杂志几被搜查一空。

    《蒋纬国报到》一本校对完毕,即将付印前被扼杀的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两章是蒋纬国自述为什么他会研究战略,在当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之谜。第二部分则全在大谈战略。

    关于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如今由蒋纬国亲口说出,自然是石破天惊,也给《蒋纬国报到》一书带来了坎坷的命运。

    《蒋纬国报到》的作者是香港女作家孙淡宁(笔名农妇)。她透过长辈的介绍与蒋纬国洽商写蒋纬国回忆录,经蒋纬国首肯,孙淡即以访谈录音的方式,将蒋纬国口述“一生事略”的经过记录整理,并送交蒋纬国审阅修订后,交由台北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

    《蒋纬国报到》即将出版的消息,陆续在文艺界、出版界传闻,一场激烈的《蒋纬国报到》争夺战随即展开。

    当《蒋纬国报到》的大样纷纷流出后,一股巨大的压力立刻袭来。该出版社首当其冲,被限令不得再外泄大样。

据说,压力来自三方面:

    一、蒋纬国的亲信部属。由于这些人以蒋纬国马首是瞻,蒋纬国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该书一旦出版,可能就是蒋纬国解甲归田之日,蒋纬国可以不在乎,他们却在乎!

二、蒋经国的指示。据说,蒋经国得知该事后,颇为不悦,曾面斥蒋纬国不智之举。

    三、情治系统。这种“丑化”蒋介石的著作,显然会“混淆视听”、“扰乱民心士气”。                                        蒋介石与蒋经国

    此事也惊动了在美国的宋美龄,经过了一番“家庭恳谈”,蒋纬国决定最后放弃出版该书。

    为什么蒋纬国会在此时意图出版这本书?

    有人认为,蒋纬国年事已高,太太久居美国,独子孝刚出国多年后,未再返回,老来寂寞是人之常情。趁仍健朗之时,道出身世,也好了却一生心事。但也有人另做其他含有政治动机的揣测。

    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国民党元老、前考试院戴季陶的儿子,真的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

由于蒋纬国不是“蒋氏家族”的成员,所以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是蒋家王朝宫廷中相当“尴尬”的人物。                          

    后来蒋纬国的病情越来越危重。从1955年春天起就发现了肾脏疾病,到医院诊断他患了晚期尿毒症。所以蒋纬国知道自己在世上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于是,蒋纬国决定要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做几件他多年想做却一直没有做成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委托《联合报》著名记者汪士淳代笔为他写一部《回忆录》。

    就在简陋的病室里,蒋纬国首次向为他作自传的汪士淳坦承了自己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虽然此前社会上一直都在流传着蒋纬国是国民党另一元老戴季陶的儿子。可是,那毕竟是民间传说而已,从来不曾得到过蒋家人的正式承认。特别是蒋纬国本人对此始终讳莫如深。可是现在行将就木的蒋纬国本人,却让汪士淳将他的出身正式写进《回忆录》中去。

    蒋纬国说:他的生父确实是戴季陶,而母亲也确为外界一度风传得非常广的日本女人。但是,蒋纬国说他的母亲,并非坊间所称的津渊美智子,真正的名字是重松金子。                              蒋介石与蒋纬国

    蒋纬国的生父戴季陶,1916年在日本留学时与重松金子邂逅并产生了感情,直至他们彼此真诚地相恋。重松金子并非如外传的那样,决非是个日本下层女艺伎,她不是靠卖笑为生的人。她出身日本商家,纯正而无瑕,她的真实身份后来经蒋纬国本人去日本考证,确切地认定是位医院里的女护士。当年戴季陶就是因为生病住进日本医院,才得与重松金子结识的。后来,1916106日,蒋纬国降生以后,戴季陶回国。他母亲重松金子便将他送到上海,而此时戴季陶在国内早已有了妻子。他担心妻子无法接受他在日本留学时所生的私生子,故而将蒋纬国送给他的盟友蒋介石为子。

    蒋纬国在少年时期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呵护。直到他长大成人后,蒋介石才正式将他的真正身世原原本本地告知他本人。可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夫妇仍然对蒋纬国视若已出,直到蒋纬国从一个留学德国的士官生,一步步地荣升至陆军中将。

    蒋纬国在真正了解自已的身世后,曾经两次利用出国之便,前往日本东京寻找他生母重松金子的坟墓。最后一次去日本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被战争夷为平地的荒坟,那就是他母亲重松金子的安息墓穴!

 

    戴季陶说蒋纬国身世                             

    194311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那天,戴传贤(即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在谈话中,谈到蒋纬国的出身。

    那天,中央政校在重庆小温泉举行纪念会,根据学校校委会的排定,由戴传贤来主持并向全校师生做报告。

    上午830分,戴传贤手持一串念佛珠踏上了讲台。他那天的讲题是《青年成功之路》。演说一开始,戴季陶就说他不想按照原稿宣读,他准备跟同学们讲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念佛,手不离佛珠。

    他说:“我念佛不是想信佛教,而是自我忏悔。忏悔什么?我是在忏悔我青年时代的荒唐。虽然青年时代的荒唐已经使我受到了惩罚,但一个人对自己的错误总该有思想上的认识和良心上的自责。”他说,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上海和蒋介石、陈士英在一起,当时年纪很轻,看到革命已经胜利,觉得前途似锦,就忘乎所以地在花天酒地的租界里狂嫖滥赌。中山先生从南京下野回沪见到他们这样,曾找戴、蒋两人谈了一次话,指出他们年轻尚血气方刚,容易受环境引诱,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国民党不能不再发动“二次革命”。中山先生说,“现在袁派人到沪到处收买党人,青年人稍不经心就会误入歧途,现在你们这样的生活就是堕落,不待敌人来暗杀、瓦解我们,我们自己就已经成了社会上的腐化堕落分子,人群中的败类……不日我将东渡出亡,介石、季陶亦应东渡继续学问,潜心学习三民主义精义,庶几有厚望矣!”戴季陶说:“听了总理的教诲,我们一时倒也有点惊悟,但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产一男,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则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几十年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戴安国又是从何而来?),就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因此我就手持佛珠,每拨一珠就自责一遍,我今日与诸同学讲此轶事,就是因诸位即将毕业离校踏上社会,诸位的年龄正好就是我和校长当年的年龄,而国家民族的灾难,更深于彼时,环境之恶劣亦更倍于往日,我因录中山先生的遗训与诸位谈青年成功之路,用我惨痛之回忆和我戴传贤终生无后的憾事为诸位之戒。”

    戴季陶讲至此,竟然潸然泪下。这时,蒋介石来了,他身披大氅,穿着戎装大踏步地走进了中山堂。全体师生一齐立正迎接。蒋介石环顾会场一周后,目光扫到担任记录的纪云身上,要侍卫官竺培基把记录稿送他一阅。蒋介石把记录稿看了一遍,然后就说:“今天我来小温泉与各位同学见面纯属临时决定,故不准备讲什么。我刚阅记录稿,戴院长以革命前辈的身份,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过失,深深自责,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他所讲的都是我们当年的真实情况。他引孙总理在二次革命则对我们的一节谈话,正合乎今天我们纪念孙先生诞辰的意义,他用先总理的遗言来教育训诫你们后辈,还对照自己忏悔自责,是你们真正的良师益友,所以现在就请大家再听戴院长继续讲下去。”

在满堂热烈鼓掌声中,戴季陶捻动佛珠拭去涕泪,又开讲了。他讲完,向全场恭恭敬敬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又向蒋介石也行了一个礼,然后走到记录员的身边说:“你的记录稿在会后请送到教育长办公室让我过一下目,因为信口讲来,是对同学们所作的内部讲话,请不要交重庆各报刊载。”                                     蒋经国         蒋纬国

照此说来,蒋纬国又像真是蒋介石的儿子。但是,戴季陶有儿子戴安国,又是一个矛盾。

其实戴季陶在这次演讲所说的,他已没有生育能力,说的是假话,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是蒋介石。由于蒋介石和戴季陶在日本时,共用一个日本下女为妻,下女怀孕了,生下了蒋纬国,蒋介石知道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儿子肯定是戴季陶的种,戴季陶回国后,惧怕原在国内的老婆,故而交给蒋介石抚养。

 

 

           蒋连国是蒋介石的“三公子”吗?

 

1950年秋,重庆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蒋连国特别引人注目。据说,蒋连国的母亲是个女招待,曾在胡宗南部队的招待所工作过。一次,她被前来视察的蒋介石看中,受到几天宠幸,生下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蒋连国之母亲非女招待,而是容貌出众的交际花,系胡宗南花钱请去陪蒋介石玩乐的。总之是说蒋连国和蒋介石有血缘关系,同学们在私下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光头”,时常议论他。

然而,蒋连国并不讳言自己的身世。据他自称,他没有见过蒋介石,他的母亲后来与别人正式结了婚,并矢口否认自己与蒋介石有染,也否认生过孩子,使得蒋连国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孤苦伶仃中长大成人。

1949年秋,蒋介石飞抵重庆部署“重庆保卫战”。蒋连国准备找蒋介石讨回自己“三公子”的名分,胡宗南劝阻了他,给他提供了另一条选择:他可以享受资助留在重庆上大学,条件是继续保持沉默。蒋连国妥协了,成为重庆大学49级学生。

1951年,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蒋连国猜想自己已被盯上了,决心溜之大吉。他手中有胡宗南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除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之外,还明确要求阅信人无条件安排蒋连国的食宿和妥善护送他出境去缅甸;信中还有特务交通站的地址。

蒋连国逃走后,重庆大学紧急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局发出通缉令,很快将他活捉。镇反期间被捕的人最初都被关押在国民党留下的白公馆监狱,蒋连国也被送到那里。重庆大学的同学曾看见他被解放军押着与其他犯人一起到嘉陵江边的磁器口搬运米和煤。

据了解,因当时特定的大环境,蒋连国虽无历史罪恶也没有血债,却因思想顽固不化、交待含含糊糊,结果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老看守说,这个人最终病死于重庆石板坡监狱。他与蒋家的血缘关系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台湾方面的史料亦不见记载,留下一桩无头公安,致今仍是一个谜。

(在我看来,蒋连国不可能是蒋介石的“三公子”,因为蒋介石没有生育能力,蒋经国和蒋纬国都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家里有几位夫人,都无法生育,怎么能和一个临时妻子生活了几天,就会生下儿子呢?要是蒋连国真是他儿子,出生于30年代初,应该早就认祖归宗了。)

 

 

                    蒋纬国受到蒋经国的打压

 

  蒋纬国讲述了他在1964年“湖口兵变”以后的坎坷处境。他特别首次向世人谈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受到兄长蒋经国打压的经过。蒋经国在世时,这些话他一直不敢说,如今蒋纬国将要不久于人世时,他终于开了口。也就是说当年就在蒋纬国很可能成为台湾军政界后起之秀的关键时候,是他少年时期感情最为密切的哥哥蒋经国,利用了那个莫须有的“湖口兵变”,向乃父蒋介石进谏,致使他的兵权从此失去,他本人也从此走向人生的低谷。若非宋美龄为蒋纬国后援,主事者蒋纬国的部属赵志华不会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对于这点,蒋纬国始终感激宋美龄。甚至当时被株连的三十多位将领,亦因宋美龄的力保,个个都在“原职待退”。      

                                   蒋纬国                蒋经国

    蒋纬国痛楚地对汪士淳说,他自从1961年升任中将以来,10多年间始终没有任何升迁的迹象。而且他从“湖口事件”之后受贬,多年来只能在陆军大学里任校长,是个手中连一个兵权也没有的光杆司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兄长真正控制了台湾所有军政权力以后,才在宋美龄的亲自过问之下,给他提了一个上将的军衔。可那时的蒋纬国已到了古稀之年,再也不会成为哥哥的竞争对手了。说到自己人生的坎坷际遇,重病在身的老人难免悲从心来,老泪纵横。悲哀之情,不能自己。

在蒋经国执政时代,他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国安会”秘书长。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层面。

    蒋纬国说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可以用“敬畏”二字来加以概括。长期以来,于父于兄,他都必须小心翼翼,生怕产生误会。“就是避免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就是这样,也从来没有得到哥哥的重用。”

    蒋纬国在蒋经国病逝以后,曾经梦想从李登辉的手里夺回蒋家失去的权力。1990年他曾经幻想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那时,蒋纬国身边一度拥有一大批拥护者。他们希望蒋纬国能够在“总统”大选中,一举战胜独裁专制的李登辉。可是,虽然蒋纬国有许多国民党朝野人士的支持,然而李登辉却利用了手中握有的国民党军政大权,很快就将蒋纬国企图东山再起的梦想扼杀于摇篮之中了。

    蒋纬国谈起他在政坛上屡次失败的来龙去脉。说到痛心之处,这个病入膏肓的暮年老人,竟然忍不住苦泪潸然,唏嘘不禁起来。

    汪士淳从1995年春天开始,到翌年夏天,先后对病中的蒋纬国进行了40多次访谈。仅蒋纬国的谈话录音带就有50多盘。

    1996年夏天开始,汪士淳很快就整理出一部长达百万言的文字稿。19967月,汪士淳根据这百万字的谈话记录,写出了一部30万字的《回忆录》,并亲手将回忆录送到老人面前。蒋纬国抱病亲自批阅了这本即将付印的书稿。

    这部在蒋纬国即将咽气之前完稿的《回忆录》,被蒋纬国自己亲自命名为《千山独行蒋纬国自述人生之旅》!可是,当这本书印刷出版上市的时候,这位《回忆录》的主人却已经长久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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