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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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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19)上册 (2017-11-04 17:56)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台湾十大建设

19731112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五年之内完成九项重要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大制钢厂、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后来加上原子能发电厂,总称台湾十大建设,这是蒋经国对台湾的最大贡献。

当时国际物价大幅上涨,岛内有人认为搞十大建设太冒险,可蒋经国却坚决表明态度说:“十项重要建设的完成,将使我国(指台湾)由开发中国家成为开发国家。我们深知,十项建设的同时执行,就现阶段而言,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结构的形态,使国力加强,我们就必须勇敢肩负起此项无可规避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固执,而是我们深切了解,如果不明确地把建设目标订出来,因循下去,可能十年二十年还不能有明确的方向道路。今天不做,明天必将懊悔! 现在,工作的目的既已公诸国人,我们必须汇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19754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成为台湾“总统”。他上台后推出“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不愧是接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国民党人,他生活朴素,深恶腐败,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高雄市长杨镏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一人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

 

“美丽岛事件”

19791210日,由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创办的政论月刊《美丽岛》出到第4期时,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美丽岛事件”:由“美丽岛”发起的纪念世界人权日游行,结果酿成暴力冲突,军警与民众双方约200人受伤,万幸的是没有一人死亡。

第二天,蒋经国当场裁示,处理范围尽量缩小,除了主谋者,其他的人尽量不要处理。这是他就“美丽岛事件”作出的最早一个决策。

蒋经国此时决定抓人,“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13日早上吕秀莲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100多人,除了施明德当时还在逃,“美丽岛事件”大多数重要参与者都在其中。

“美丽岛事件”惊动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作家,害怕酿成第二个“二二八事件”(台湾于19472月至5月间发生的大规模冲突流血事件)。他们觉得决策权在蒋经国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见他。当时陈若曦、杜维明等27位学者、作家签署了一份联名信,推陈若曦回台,送到蒋经国手里。

19801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提出要见蒋经国,获蒋同意。她面对蒋经国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蒋经国听到“二二八事件”3个字,愣了一下,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她把联名信交给蒋,她的意见是,不是叛乱,就不该军法审判。蒋问:“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样的性质?”她冲口而出“那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蒋经国虽也惊讶,却仍不动声色。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酿成暴力冲突?到底是“先镇后暴”、“先暴后镇”,还是有“第三只手”?在当时是有争议的。陈若曦谈到“暴民打警察”:“那会不会是你们情治单位表演苦肉计?”蒋经国听了很生气地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涉案人的决策大致是,将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则从轻处置,同时向公众保证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不变。21日,“警备总部”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有61名在押嫌犯,最后32名送交普通法院,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8人以叛乱罪送军事法庭审理。

318日,“美丽岛事件”一案对8个被告的军法大审判开始。审判结果,获刑最重的施明德无期,黄信介20年,其他6人都是12年。

 

    台湾“十信弊案”

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貨,赞成巨额亏空而倒闭,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士彦被迫辞职。“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办法。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与此有染的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祖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改革开庭,经济发展迅速,亿万民众脱贫致富,社会进步很快,使蒋经国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

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12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织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台湾成立“民主进步党”

1986928日,100多位党外的激进分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临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同时推选七位组党工作委员,并发表党纲草案和行动纲领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40年来最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蒋经国是否会加以逮捕,如同先前他父亲蒋介石对雷震组党行动的对应?民众和媒体等待国民党当局的反应。参加组党人士同样在等待着,虽然他们多已抱定前仆后继、一起走入监牢的打算,有些人甚至已经准备好留给家人的书信。

这个突如其来的演出,当然震撼了执政的国民党。保守势力的中坚人士认为当时尚未解严,公然触法组党,不容宽纵,主张加以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等。但这个讯息到了蒋经国那里,他却非常沉着镇定,丝毫看不出有何激动。他做了最后的决定:政府对民主进步党依法不予承认,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

民进党成立的第三天,“法务部长”施启阳在立法院宣告:“政府认为此时此地不宜组织新党,如有少数人擅自组党,将依法处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没有对任何人“依法处置”,没有展开逮捕行动。负责和党外人士沟通的“中央政策会”,同时发表声明,沟通将持续进行。

104日,蒋经国在当天核准了国民党“中常会”12人政治革新小组的提案,其中一项就是开放政治性的社团。10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瑞翰女士的访谈,对全世界宣示:台湾正在准备解除长达近40年的戒严。对于新成立的民主进步党,蒋经国虽然批评它“缺乏国家观念,政纲中也没有提到反共”,可是却同时说,他的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准许新政党成立的问题。

19877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后来,反对党在2000年经由选举获得政权,执政长达55年的国民党第一次成为在野党。只可惜民主进步党执行的是“台独路线”,这当然遭到大陆人民的强烈反对。

蒋经国是台湾民主推手的论述,也开始产生。也有学者说,蒋经国的贡献,是他迅速移开了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个人独裁。这是他对台湾民主化唯一的贡献。

 

    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1987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112日开始实施,委托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着手。

红十字会总会准备了1万份申请登记表,从112日开始3天之内就被领光,不得不临时加印10万份以应需要。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很快,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陆冒了出来。

19881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

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生前曾写信给他的好朋友严灵峰,表示台湾毕竟不是他俩久居之地。这说明蒋经国始终心系大陆,虽然他说过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蒋经国最大的错误,就是重用了李登辉,并选择了李登辉作为继承人。李登辉曾是共产党的叛徒,后来也成了国民党的叛徒,是个台独分子,他上台后大搞台独活动,使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变得困难和复杂了。

 

 

                   穿梭于两岸的神秘使者

 

    在国共斗争中,有许多人曾是双边阵营共同认识信任的朋友,他们很自然地担当起沟通双方的密使。

    邓文仪:邓文仪曾与邓小平、蒋经国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及“南昌行营”调查情报科(军统的前身)科长,在蒋介石内部圈子的黄埔学生中,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便是邓文仪。

    邓文仪曾与贺衷寒、康泽、戴笠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而名列第一。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80多岁的邓文仪带团悄悄访问大陆。

    邓文仪到大陆后,常常帮蒋经国传信给邓小平,后因他年事已高,改由曾任蒋经国七海官邸的邓天龙退伍担任传信工作,由日本绕道往北京。接待者是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中将,后来杨德中是第一个获得上将军衔的警卫局局长。他深得中共第一代元老周恩来赏识,是杨尚昆的老部下。

    1981年到1986年,蒋经国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委派当时在港经商的沈诚,三度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就中未来统一方向等问题进行面对面接触。沈诚是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

 

    杨斯德: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学大师南怀瑾牵线,两岸在香港密会。中方代表是前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及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台方代表则是李登辉的亲信、“总统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及健委会主委郑淑敏,此二人同时为南怀瑾的学生。

    杨斯德长期在军队(三野系统)中任“敌工部长”,“淮海战役”中,他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之命,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邓小平亲自主持大陆对台工作后,具体对台政策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有些政策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张荣恭:后来李登辉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秘密联系,由李办的苏志诚与江办的重要人物充当核心枢纽。双方曾在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对话。

    台湾方面由有军情背景的曾永贤、张荣丰统筹,后来增加张荣恭。大陆方面则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宁负责。19951月,江泽民发表“江八点”后,张荣恭赶赴北京,向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探底。19988月,辜汪上海会晤前,张荣恭奉苏志诚指示访问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长汪道涵。19998月,张荣恭奉命密访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长邢魁山。

 

    政商学人物传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俞大陆之行,有一番酝酿和讨论铺垫的过程。

    连宋二人在正式决定参访大陆之前,就曾透过台湾到大陆来的各阶层的人士,向大陆传递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与立场。这些人士,有的是国亲两党的政治人物、党务主管,有的是与连宋有交情的企业负责人,还有的则是以学者、媒体主管的身份,传送一些有关连宋的讯息。

    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张荣恭和以学者身份赴大陆的国民党“国发院院长”关中等人,经常往来两岸扮演了“触媒”的角色;亲近国民党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会长郭台强,被视为台湾工商界中替国民党传话的管道之一;而具有“泛蓝”背景的学者、媒体人士,也发挥了沟通理念的作用。

 

                 蒋经国派特使往大陆

 

    1981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台湾当局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不久,叶剑英接见应邀由香港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蒋经国原机要秘书沈诚。沈诚到京前专程去台湾请示蒋经国,蒋经国表示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叶剑英要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

    在香港经商的沈诚,是蒋经国经过深思熟后,派他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从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后,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1949年他随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台湾。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1981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给沈诚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10日,署名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

    蒋经国对他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蒋经国嘱咐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给沈诚一个私人任务,希望沈诚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1981925日,沈诚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9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的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10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

    沈诚在抗战胜利后和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共过事,如今离那次见面差不多快35年了。

    叶剑英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10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邓颖超在北京接见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廖承志公开致信蒋经国

 

    19827月初,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72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27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此信立即广受海内外瞩目,台湾报刊亦全文转载。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重。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情深,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谈,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不太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与我。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廖承志的信发表之后,直到8月中旬,蒋经国依然毫无反应。

    蒋经国清楚,廖承志公开信的背后是邓小平,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公开作答是避免不了的。在蒋经国的授意之下,台湾当局搬出了宋美龄,让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817日,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发表一公开回函,开口便称“承志世侄”,廖承志以兄长之名写信给蒋经国,半开导半训斥,蒋经国默不作声,宋美龄却以长辈之名,来对廖承志数落了一番,而且口气不小。宋美龄写道:“余阅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随后即大段追溯蒋、廖两家世交渊源。公开函的末尾,宋美龄摆出“恩人”的姿态说:“世侄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希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根据史料,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国民党元老,力求保释独子,后蒋介石顾及党内反应,下令释放廖承志。抗战中期,廖承志任南方局委员,并在粤、赣、桂、湘、闽边区发展组织,进展迅速。随后,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七团对南方局开会的民宅进行突击,逮捕了廖承志以下近百名干部。廖承志被捕之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承志妻子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再予释放。宋美龄所提之事即此。蒋对廖的两次捉放,无论其私人恩怨的是非曲直如何,宋美龄的公开回函,虽然不可能刊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但却在海外华人社会掀起相当的波浪。

    宋美龄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又于19842月写了一封“致邓颖超公开信”,不过这封信无论内容或文采均不及上一封,在收不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只能黯然落幕。

    宋美龄的回信尽管表面上恶气充盈,但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他的密史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开始了海峡两岸的高层秘密接触。

    这个人就是沈诚,他成了蒋经国和邓小平及中共领导人都信赖的信使。

 

    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达举行国共和谈的愿望:“国共合作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是国共两党商谈”;现在“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尽快与台湾蒋经国进行联系和沟通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沈诚由此而成为往来两岸间的“密使”。

    198362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你们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邓小平对杨力宇教授的作为表示赞赏。这次会见,其实就是一次公开的隔海传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直击蒋氏父子:“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

 

    1986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已经三度北上。此后,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沟通,因此他有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根据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他于1986年夏在台北草拟“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由台北返回香港后,中共方面要沈诚就两岸关系提出具体意见,他在“国是建言”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内容有:“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建议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3月,中共方面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不反对沈诚建议,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沈诚。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

    关于国共和谈问题,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话来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即将此信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几天后,邓小平接见沈诚。邓小平向沈诚谈了“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3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带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谈。

    329日,沈诚赶到台北将杨尚昆信函面交蒋经国,蒋经国一面接函,一面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杨尚昆,我们在莫斯科就认识。”当沈诚介绍杨尚昆每次见他必定问及蒋经国的情况时,蒋经国说:“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有了共识,两岸才能走向合作、统一的大道。”

    沈诚除了将杨尚昆的信函交到蒋经国手上,同时还把《香港基本法》带给台湾当局,希望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还可以更加变通的,尽可以提出来。

    1981年蒋经国暗许沈诚赴大陆之后,几经接触下来,蒋经国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较为明确了解,随着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邓小平数次隔海传话后愈发强烈。在这次密使沈诚京返回台湾六天之后,也就是蒋经国反复研读杨尚昆的信之后的198744日,蒋经国在慈湖书房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

    蒋经国很快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于19877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作了“适度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

    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

    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198710月,杨尚昆在北京第二次约见沈诚,了解蒋经国对国家统一态度和台湾“本土化”及“台独”情况。沈诚表示:“经国先生绝不会搞‘两个中国’,更不会助长‘台独’或‘独台’。”杨尚昆说:“我们是绝不允许‘台独’的,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不放弃武力,也就是针对‘台独’的。”

    11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产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励全体同志,贯彻到底。”

    然而,蒋经国于127日约见沈诚,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的中常会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安排了”。显然这是对杨尚昆密函的答复,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已是呼之欲出。

    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于1988113日突然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121日,蒋经国去世后仅一个星期,他派往大陆的信使沈诚就被捕入狱,不审不判关押达近一年之久。

 

 

                 “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6年至1987年,沈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1987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1987年初,外界风传台湾“总统”蒋经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到日内瓦,汪德官与女儿汪长诗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毕竟曾为一家人(汪长诗曾是蒋经国儿子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更何况他们的外孙、儿女蒋友松与蒋友兰深得曾祖父和祖父的疼爱。两人商定,马上飞台湾看望蒋经国。

途经香港,汪长南(汪长诗的同父异母哥哥)夫妇早已在机场迎候父亲和妹妹的到来。汪德官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也到宾馆探望汪德官父女俩。交谈中,黄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的目的,随即托付父女二人可否帮忙携带一盘录像带当面交与蒋经国。汪德官父女二人没多问一句,欣然表示同意。

其实,此时的蒋经国病还不是那么严重,汪德官父女不远万里专程来台湾探望他,令蒋经国非常感动,乃以“亲家公”和“儿媳”待之,亲情交融。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你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见是一盘录像带,马上屏退左右,独自和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场景:浙江奉化溪口镇,青山逶迤,碧水荡漾。溪口镇东口,是武岭门。门上“武岭”二字,仍为当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留笔墨,只是重新刷过漆,愈加清晰醒目。蒋家老宅子丰镐房,蒋介石出生的地方玉泰盐铺,蒋氏宗祠等,还有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动地保持得非常完好,并且修葺一新。尤其是蒋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蒋介石母亲墓地,墓碑上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蒋母之墓”,没有丝毫变化。溪口镇北摩河殿附近的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纬国生母毛福梅的坟墓,亦经过修葺,当年戴季陶提笔写下的“蒋母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更是历历在目,肃穆苍劲……

看到这一切,汪德官父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推翻并被赶至台湾已经50年了,还将其祖坟、旧居如此善待,如此尊重,其心如日月,昭然于世。蒋经国双目紧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看完录像带后,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不久,蒋经国就宣布了两岸开禁政策,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为冰封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打开一个缺口。

 

 

 蒋经国开放探亲

 

19875月,由于大批“荣民弟兄”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并且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肢体冲撞。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病榻上听闻此事,对“辅导会主委”张国英的临场处置颇为不满。蒋经国自忖无法再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大门,被迫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

消息发布之后,全台湾近40万老家在大陆的老兵,心中无不欢欣鼓舞。千盼万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

19871014日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0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正式宣布“行政院”的决议案。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三个月。

198711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当天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凌晨就人山人海,几乎冲破大门,办妥手续的多达1300多人。12月,第一批探亲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办理老兵返乡作业,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1988119日,“立法委员”王拓率领何文德等25人组成的探亲团抵达北京。他们手持“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返乡探亲团”的小旗子,旗子上印着两岸地图,一群白鸽正由台湾向西飞进大陆。探亲团还仿贺知章诗句以自况:“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想见不相识,争传客从何处来。”

大陆方面对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据陈香梅女士回忆说,“其实,台湾老兵返乡探亲也是邓小平先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老兵回乡探亲问题在台湾已经非常突出。在我第二次回国时,小平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这样我才去台湾,向台湾方面转达了这层意思。”

 

“归乡第一人”:买光整村纸钱祭母亲

1987112日早上8点半,在台北红十字会门前等了一夜的熊光远,拿到编号为“0001”的返乡探亲证,成为打破两岸长期隔绝的第一人。

1949年,熊光远21岁,随着200万的外省人来到台湾。经过多年军旅生涯退伍后,住在宜兰。家乡有老婆孩子的熊光远,一人独自在台湾生活38年,没有再娶,一心盼着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拿到了探亲证,熊光远迫不及待地回到江西南昌熊家庄,回到家才发现,父母都走了,老婆也跑了。只有儿子,还有兄弟们,就这么多了。

物是人非,熊光远非常伤心,他把母亲遗像摆在宾馆的床头,在床前跪了一夜。第二天,他买光了熊家庄周围所有小店铺的纸钱和鞭炮,到父母坟前祭奠,自责不孝。

几经思考,1992年他在南昌买了房子住了下来。经人介绍,1993年与一名护士结婚,两人相依为伴,共度晚年生活。

不是所有返乡老兵都像熊光远一般幸运能立即找到亲人。家在山东济南的张继孟,直到2008年才找到分离63年的妻儿。

1945年,22岁的张继孟告别年轻的妻子贾延红和两岁的儿子外出打工。因为战乱,与妻儿失去联系,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独自生活18年后,40岁的他,觉得归乡无望,在朋友的劝说下,在台湾娶妻成家,有了一双儿女。

开放探亲后,经过多年打听和当地台办官员的协助,2008年,他终于找到了原配贾延红。自丈夫离家后,贾延红一人带着儿子艰难度日。日复一日地等待,她早已断了丈夫会回家的念头。有人问起她丈夫,她总说:“这么大年纪了也回不来了。”

但张继孟终于回家了。夫妻两人青丝已成白发,看到站在面前的丈夫,贾延红轻声说了句:“你回来了!”迟到63年的问候,道尽离别之苦。

          (摘自《参考消息》2009.4.14 原载台湾《联合报》2009.4.6)

 

 

                      蒋经国的三次婚姻

 

    蒋经国曾经有过三次婚姻:

    蒋经国的第一位妻子叫冯弗能,俄文名字为索比诺娃。冯弗能乃冯玉祥将军之女。1926年蒋经国在留学苏俄时与冯弗能结婚,翌年彼此因政见不同而离异。

    蒋经国的第二位妻子是苏联姑娘芬娜,后来改名蒋方良。蒋经国与蒋方良生三子一女,三子为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女儿为蒋孝章。

蒋方良与蒋经国共同生活了53年,直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

    蒋经国还有一位非婚之妻章亚若。20世纪30年代末,蒋经国主政赣南,章亚若成为蒋经国的秘书。1942年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半年之后,章亚若正要带孩子去见公公蒋介石,却暴病死于广西。蒋经国这两个非婚生的儿子,改为母姓,即章孝慈、章孝严。

章孝严兄弟在1949年被携往台湾,定居于新竹。章孝严从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秘书、“外交部”常务次长。蒋经国去世之后,任“外交部”部长、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他花费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办理认祖归宗手续,在200212月才终于将身份证父母栏更改为“蒋经国、章亚若”。

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章孝严才开始与两位同父异母兄弟蒋孝勇、蒋孝武有了较多接触。他们之间谈到了章孝严、章孝慈“认祖归宗”的事情,蒋孝文提出,“能不能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后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章孝严、章孝慈兄弟二人答应了。不过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都在母亲在世时先后去世了。200312月,蒋方良病逝,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后,2004418日,章孝严依法改名为“蒋孝严”。

    在蒋经国去世15周年纪念之际,章孝严才第一次以“蒋家人”、“蒋经国之子”的身份,前去拜谒蒋经国陵寝,引起台湾的广泛关注。

 

 

           邱明山是蒋经国的另一个私生子吗?

 

在台湾台北永和市住着一位70多岁(2009)的贫病老人,他的亲友认为他可能是蒋经国的另一个私生子。

谈起邱明山,早年蒋孝勇(蒋经国三子)的一位密友回忆:邱明山年轻时和朋友喝酒,酒酣耳热,毫不忌讳地说:“蒋家子弟当中,数我的血统最纯正。”言下之意,只有他的父母都是纯中国血统。

邱明山在中学读书时,有位同学取笑他的虎牙,邱明山骄傲地说:“你们别笑,我这可是一对‘太子牙’!

“龙种”之说

邱明山到底是不是蒋家“龙种”?

邱明山的干妈、与蒋经国和蒋纬国都交情颇深的已故“妇联委”周秀兰生前曾经告诉邱明山:“经国先生1937年初从苏联回国后,奉派到江西工作,即认识了你的母亲。你母亲在生下你后一个月去世。你在襁褓之中就被接进蒋家,和蒋孝文、蒋孝章等手足兄妹生活在一起。”

据周秀兰说,在大陆时期,邱明山姓蒋,在蒋经国家里的待遇,和蒋经国的子女蒋孝文等人毫无两样。撤退到台湾之后,邱明山被改了姓,和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一样改从母姓。邱明山家人流传一种说法:大陆时期,蒋介石曾经为他取名“蒋孝滨”。              邱明山

据说在众多孙儿中间,邱明山颇受蒋介石疼爱,原因是少年时代的邱明山,体格精壮,相貌威武,言行宽厚,十分讨蒋介石的喜欢。

邱明山成年后在社会上广交各路朋友。蒋经国怨愤他顶着“蒋经国儿子”的旗号,到处招摇,经营生意,盛怒之下,下令警备总司令郑为元,将邱明山以“流氓”罪名移送管训。

“义子”之说

在台中“户政事务所”保存的一份原始资料上,原始登记簿上记载,邱明山的称谓是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之“家属”。出生年月日为民国23(1934)614日,早在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前两年9个月就出生了。这似乎排除了蒋经国、邱明山之间有血缘关系。然而,邱明山家人始终怀疑,这份户口登记资料是否经人“刻意变造”,以保护“强人领袖”形象。

194910月,蒋经国举家搬到台北,在台北市的户籍登记簿上,邱明山的“亲属细别”记载为“户长义子”,并将“家属”改成了“寄居”。

据蒋孝文回忆,他3岁时跟着父亲蒋经国到江西,他的面貌五官像外国孩子,中国孩童嫌他长相与众不同,都不愿同他玩。惟有“战地孤儿团”里一个叫邱明山的孤儿,和孝文玩得特别投缘。见邱明山老实忠厚,没爹没娘,自己也是孤儿出身的蒋方良油然而生侧隐之心,征得蒋经国同意,便收邱明山当干儿子,从此在蒋家住下。

两次入狱

真正导致蒋经国与“义子”决裂的,是邱明山的二度梅婚姻。

1969年冬,邱明山向蒋方良禀告,女友熊翰品小姐怀有身孕,等到邱明山向父亲禀报,有意离婚再娶熊小姐时,蒋经国面露愠色。当问及熊翰品家世时,邱明山据实以告:其父熊剑飞,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情报总站”少将主任,是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侄子。熊翰品便是熊式辉的侄孙女。

蒋经国闻言极力反对,还大发雷霆地说:“你要跟姓熊的结婚,从今天起,你不要再进我蒋家大门!”说到激动处,蒋经国甚至狠狠地踢了邱明山一脚。

因为1938年春天,蒋经国到江西工作时,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报到,蒋经国等了半个小时才见到熊式辉。而熊式辉接见蒋经国,总以长辈口吻,諄諄教诲。日久引起蒋经国的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

此外,蒋经国更和熊式辉的侄儿熊剑飞,也就是邱明山女友之父,为争夺来江西演出的京戏旦角王屏南、王屏衡姐妹,有过一番恶斗。最后是熊剑飞胜出,娶了王屏衡为妾。

19705月,不明此理的邱明山还是没听从蒋经国的警告,离婚再娶熊翰品。再婚后,噩运终于降临,邱明山两度入狱。两次牢狱之灾,都是蒋经国的密令。

 

 

                     蒋经国逝世前后

 

    蒋经国从母亲毛氏那里遗传了家族糖尿病,而他在饮食上又不加节制,到了晚年,各种并发症都出来了,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在蒋家家族中,蒋经国可以说是最不重视吃的一个人,可能是他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经历过比较艰苦的时期,所以平日他的饮食很简单,豆浆油条在他来说就是美味了。

    蒋经国最爱吃的一道菜,是无所不包的砂锅鱼头。每次蒋家如果吃砂锅鱼头的话,蒋孝勇必先把鲢鱼头两边带油的两块肉夹到蒋经国的碗里,让蒋经国趁热快吃。蒋经国最喜欢吃鱼鳃下那两块带油的肉,他认为那是鱼全身最鲜美的部分。在熊熊的炭火中,他把那两块鱼肉吃完,如果还有剩下的,他一定会吩咐留着晚上吃。                                          蒋经国与邱明山

    可是当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医疗小组为了确保他的血糖不要过度高于正常值,就强力阻止厨师不准用太多的糖和盐等调味品。此后给蒋经国吃的菜里面不仅没有一丝咸味,连官邸做的沪式点心,本来该放糖的,也改放糖精。每次将这些东西端到蒋经国面前时,他只动动叉子就脸色大变,气呼呼地骂道:“这做的什么东西,连味道都没有,这怎么吃?拿开!拿开!我不吃了,饿死算了!阿宝!给我弄两个荷包蛋来!”

    盛怒之下的蒋经国是没有人敢去劝说的,更不敢说荷包蛋是高胆固醇的食品了。

    晚年,蒋经国因为腿部神经麻痹,行动越来越困难,他上下床铺全要副官人员抬着走,大小便也要别人把他抱到马桶上才行。原先像刷牙、洗脸这类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做,可是到了后期连这些也都由副官帮他处理了,甚至由于他行动不便,连他解手后私处清洁工作也由副官人员代劳。

    由于长期吃类固醇药物,蒋经国经常便秘。有时几天没有解大便,医生只能给他吃软化大便的药。可是,这种药一吃下去,马上就会出现副作用,开始拉肚子。有一阵子,他肚子泻得很厉害,一天要换好几次床单。有时他坐在车内,在路上还来不及到官邸,在车上就泻了一裤子的大便。车上的随从闻到异味,就知道是“总统”又拉肚子了,可是没有人敢吭声,就这样一路憋住气忍到官邸。

    晚年蒋经国的皮肤相当脆弱,经常会像蛇蜕变一样一片一片地脱落,所以医生特别交代要他尽量少洗澡。他每隔三四天洗一次,而且还怕他皮肤的油脂消失,所以再三告诫:洗澡洗脸时不要用肥皂。

    因为脚部神经麻痹,蒋经国的脚曾被保温袋烫伤过。而糖尿病人身上即使有一点小伤口,复原都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给蒋经国洗澡时,因为他的脚后根绑了纱布,为了怕纱布弄湿导致发炎,每次为他洗澡前都要先将他受伤的那只脚套上塑胶袋,然后才抱他下浴缸,洗澡时还得把他那只受伤的脚跷在浴缸外沿。虽然三五天才洗一次澡,可是副官们只要听到他要洗澡,无不如临大敌,心脏怦怦乱跳。

    蒋经国长期患有Ⅱ型糖尿病,就因为这种顽固的疾病,他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白内障,1984年,蒋经国的右眼视网膜剥落,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术后不久,他的双脚也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失去了知觉,到最后,上床、洗澡、上下车、吃饭这些日常的行动都需要副官抱扶,无法完全自理。最让人忧心的,还是心脏问题,不但有心律不齐、血管硬化,还出现了心衰竭,因此也安置过一个心率调节器。十年间,蒋经国住院数十次,他的病历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可以说蒋经国已是灯枯油尽。

    一天下午,蒋经国又和往常一样,发生泻肚子,这次是泻在床上,弄得满床都是臭味。

    198789月间,有一次,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不禁吓了一跳,乖乖,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急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医院急救。医生做了初步检查,决定立刻为他做紧急输血处理,输血500CC,才把情况稳住。要不是程医官处理得宜,恐怕蒋经国在1987年就去世了。

    这次住院,经过医院的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的坏死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等于宣布离死期不远了。当时,这个信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198816日,一向身体硬朗的蒋方良突然病倒。她得的是气喘引起的心肺衰竭。她的病情如此严重,她却仍在闹脾气,不愿离开蒋经国一个人去住医院,尽管蒋孝勇怎么劝她,她就是不愿上医院。后来,惊动了蒋经国,他亲自出来劝蒋方良:“方!你一定要去医院,一定要去,……这样好了,我陪你去好不好?”蒋方良不愿去医院的原因,是为了不想离开蒋经国,不想离开家,所以她固执地不肯入院。但是,经蒋经国这么一劝,她只得同意,由丈夫蒋经国一起和她到医院“总统病房”住了几天,病情稳定后,才一起出院回到官邸。

    元旦前后,“荣总”医院检验人员每隔两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这已经显示情况不妙,蒋经国难有痊愈的希望。

    蒋经国自从卧病以来,他就十分在意外界对他病情猜测的说法,他觉得自己不去主持“中常会”,政局有可能受到影响。他担心长时间不去主持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会有什么样的微妙后果。

    “中常会”一般都在星期三举行。所以,从星期二晚上开始,蒋经国就开始显得十分焦躁不安,一会儿下床,一会儿上床,没有人知道他在烦躁些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帮得上忙。吃饭也没有胃口,有时候火气上来了,或者身上的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

    他下床时,非坐轮椅不可,有时他身上还挂着点滴的管子……

    他的习惯性食道过敏,每逢星期二更是厉害,这时只有吃“美国仙丹”,才能够勉强抑制一下病情。“美国仙丹”实际上对他的健康戕害绝对是直接的,然而当他因为食道过敏,连五脏六腑都想吐出来的时候,也就顾不得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了,只有再吃“美国仙丹”,来对抗要吐的感觉。

    1988年元月12日那晚,和平常任何一个星期二晚上一样,蒋经国仍是烦躁不安。七海官邸的窗外一片凄寒,在他黝暗的房间里,这位“元首”在和他的生命做最后的挣扎。除了房间隔壁和他一样是有病之躯的老伴,他的四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儿女除了一个蒋孝勇在台湾经常来官邸,其他的不是生病就是外放外国,或是远嫁异域。在他这样的年纪的人当中,大部分都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他却这样孤独?

    13日早上,蒋经国粒米未进,他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烦躁,侍卫们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几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医生来了,立即为蒋经国挂上点滴,补充水分和营养。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在一旁的翁卫士:“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不舒服啊!”他的表情有些扭曲。

    翁元卫士无可奈何地安慰他:“报告教育长,姜医官已经去联络罗大夫,他马上就会回来为你治疗,你请保重,一定要好好保重。”

    大约12点多钟,蒋经国原本作势欲呕吐的动作,这次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地吐了一床,翁卫士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卫士在床边拿个不锈钢的弯盆,去接他吐出来的血,只见一口接一口的血,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那种血,汩汩地从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

    翁卫士将他脸上和棉被上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护士小姐也过来帮忙,众人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到了1255分蒋经国开始第二次吐血。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卧在床,再也没有一丝动静。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了人间。他逝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蒋孝勇回到七海官邸,他的父亲已经气绝多时,他立刻通知其他的亲属,而侍卫人员则透过行政系统,向上面报告,并且报告李登辉及其他要员。

直到下午3点多钟,其他国民党要员陆续赶到“七海”,待李登辉来到官邸,医生才放弃抢救。

1988113日下午350分,蒋经国病逝于台北的七海官邸,享年78岁。

    这时,蒋方良的房间里传来阵阵的啜泣声。

宋美龄是那天来得最晚的人,直到下午5点多钟,她才到七海吊丧。

宋美龄只是在蒋经国卧房的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就直接去了蒋方良的房间。在蒋方良房间停留了半个小时,宋美龄出来了,随即在大队人马簇拥之下,坐车离去。

蒋经国这种吐血猝逝病例,在医学上其实并不少见,但由于当时蒋经国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外界感到他的病逝十分突然。于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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