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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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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23)上册 (2017-11-08 15:50)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第四章  张学良将军幽居台湾

 

                 软禁在天门洞的张学良

 

开阳县距贵阳仅有50公里,山高路险,是贵州通往湖南、四川的要道。抗战以后,国民党的不少机构迁驻于此。而张学良被软禁在开阳不到3年,由于日军打到了贵州,蒋介石又下令把张学良转移到了贵州桐梓县天门洞。

天门洞四面环山,最高的山峰海拔1000多米,山上有寺庙,最低的山峰也有500多米,南边还有一条大河,仅一条路通往山外。这里是新建的一栋为兵工厂发电的厂房,还没有安装发电设备,却成了软禁张学良的秘密住所。当时对张学良的看守非常严,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自由,张只能在三四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可以散步、钓鱼、打猎,经常打野鸡,每次外出都有一至三个贴身警卫员跟随。杨煜就是张的随行警卫之一。

负责看守张学良的事宜直接由军统头目戴笠主管。天门洞周围有三道防线。外围有暗堡、战壕,由一个装备精良的中央警卫团警戒;二道防线有一个宪兵排负责监视巡逻;内里便是杨煜等四五个贴身警卫日夜负责张学良的安全。

当时,一般不准张学良与外界人员接触。但是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就是莫德惠,因为他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最要好的朋友,是蒋介石特批的。此外,任何人没有蒋介石的手令,是不准见的。一次,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进山要见张学良,已经闯过了一关、二关,因为没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在第三关被拦下了,杨森也只好打道回府。

张学良是个圆脸,在戒掉大烟之后开始发胖,身高1.7米左右;秃顶,前额有长发往后梳理;穿着很普通,以制服为主,说话和做事都很文雅,口音尖哑,带女声味。

张学良的生活也很朴实,他不抽烟,不喝烈性酒,有时小饮红葡萄酒;他还喜欢采摘野杨梅,自酿杨梅红酒。平时以馒头和素菜为主,他喜欢吃豆豉烧猪油渣这道采,另外爱吃汉口的莲藕。

张学良还有时亲自下厨做东北家乡菜。他常风趣地说:“我的生活费是蒋委员长从他的军贴中支付的,不吃白不吃!

张学良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胜性强,这表现在他下象棋上,赢了就高兴,输了就生气。一次张学良与别人下象棋,在一旁观看的军委会特务队长刘乙光眼看张学良要输,便劝张退“帅”,张偏要进攻,结果输了。张大发脾气,把棋桌掀了,把自己喂养的狗也打跑了。

张学良的爱好十分广泛,读书、看报、写诗、下棋益智;散步、爬山、锻炼身体;钓鱼、打野鸭。他还喜欢听、唱京剧。

张学良喜欢钓鱼而不吃鱼,钓来的大鱼都送给别人吃,小鱼就喂养,供自己观赏。有一次,张学良在河边钓鱼,一群野猴子在不远的地方吱吱叫个不停,约有10只猴子从一棵大树上牵手吊下来掏野蜜蜂吃。张学良看见后和警卫员杨煜会心地一笑,便从杨警卫员身边拿过步枪,端枪一击,“啪!”只见上面第一只猴子抓住的树枝应声而断,一连串的猴子纷纷落地,他们开心地笑起来。

与其说张学良喜欢打猎,还不如说他擅长打野鸭子。在离天门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正坝河,河里野鸭成群。他的枪法特别准,天上飞的用手枪或步枪点发,河里游的用冲锋枪连射,可谓弹无虚发。

杨煜在回忆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他不得不说说赵四小姐。赵四小姐有3个名字:赵一荻、赵媞、赵绮霞。那时,张学良和赵媞还不是正式夫妻,只是“学良”和“赵媞”相称。赵媞小姐长得特别漂亮,鹅蛋脸白里透红,身材苗条,她不仅端正典雅,而且像一块精美的璞玉,有一种天生的丽质和恬淡、圣洁之美。她平时喜欢用法国香水,穿什么衣服都合身。她和张学良的感情十分真诚、亲密,他们常在一起交谈、散步、读书、看报、跳舞,是难得的知己和伴侣。当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赵媞小姐脸上长了少许雀斑,张学良曾开玩笑地说:“赵媞小姐脸上原来是没有雀斑的,要是有,我是不会要的!

19468月,因局势动乱,张学良被送往台湾。

 

 

                  张学良被骗去台湾

 

    1946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义正词严地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蒋介石一面电示当时在台湾任省主席的陈仪为张学良安排监禁处所;另外又指使特务头目郑介民、毛人凤:“张学良应立即解押到台湾去。”并指定联系专机经重庆赴台湾。

  这次行动十分诡秘,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对张学良则采取欺骗手段。11月的一天,一辆平时用来买菜的大卡车发动了,张学良和部分随行人员经化装后坐在车上。车子开到公路上与车队汇合,由桐梓直奔重庆。

  为了避人耳目,车队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偷偷潜入。直到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军统头目还慌称:“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白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

  张学良听了信以为真,很是高兴。他满以为抗战胜利了,十年囚期也满了,到释放的时候了。

    194611月上旬的一天,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驶美制C造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停机坪,将他拉至机场站长部。机场站长向他打量了良久才说:“你们的飞行任务上司有所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日清晨八点从本地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站长又重复一句:“请记住,是桃园机场。”接着,站长的脸变成了一张难看的面孔,严肃地说:“一、从现在起不准打电话;二、不准与任何人(包括家属)见面;三、不准走漏任务消息。”王赐九表态说:“请站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8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开动飞机,让它离开机群,停靠在机场东北角上。机场出奇地宁静,四周隐约可以见到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入口处,几名军官和便衣盘查过往行人,机场处在一片杀气腾腾中。

    8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着中山装的壮士和一位身材苗条穿一身浅兰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着一个藤条小箱的小姐。他们径直向飞机前仓走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驾驶员接过通知单,大为吃惊: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姓名、乘客人数等,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

驾驶员恍然大悟:他该不是少帅?那位该不是赵四小姐?他仔细打量了他俩,心中说:“是他俩,准是他俩。”眼前的少帅,显然好长时间未修边幅,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样深邃。赵四小姐一手紧挽着他,是那么亲密真诚,看上去朴素无华,却掩饰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秀丽。他俩紧紧相依,迟迟不进机仓。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只听小姐轻轻地说:“汉卿,快进飞机吧。”她扶他上了飞机,这无疑是张学良夫妇了。

  直到临行前,特务头目才突然宣布送张学良去台湾。张学良气得把桌子一拍,牙齿咬得紧紧的,痴坐了一会儿,便无奈何地回到自己房间,气愤地向患难与共的赵一获说了真正的去向……

  当特务们送他上飞机时,张学良和赵一获强装出笑脸,和大家一一握别,然后默默地登上了飞机……                                        

    830分,飞机呼啸拔地而起。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靠在机窗前。此时,飞机已飞临台北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了。当时因风速太大,在这种无地面指挥又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最易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驾驶员和副手商量后向台北飞去,并同时与台北取得了联系。

    1335分,飞机平安在台北机场着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冲而来。从车内走出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向机门走来。张学良在赵四小姐的相扶下,先向驾驶员们招手致意,然后走出机舱。

 

 

             “二.二八”事件张学良差点被杀

 

194611月在蒋介石挑起国共全面内战不久,张学良被特务押解到台湾,住在台北市西南的新竹县东镇井上温泉,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幽居生活。

张学良遭软禁之初,还抱着蒋家会放人的希望,有次蒋介石生日,张学良送个时钟,提醒蒋时间差不多,该放人了,蒋介石则回赠钓竿,颇有慢慢等之意。等到张学良死心,在阳明山买墓地,准备老死台湾,不但把自己与赵四小姐墓穴挖好,连早年过世的3个小孩(其中一个是衣冠冢),都葬在自己旁边,这份知命与豁达心境反而让张学良活到101岁,既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而是在客居的夏威夷檀香山过世。

张学良很喜欢睡觉,他曾说“就算明天枪毙我,今晚我还能倒头大睡”。张学良不但能睡,而且还是裸睡,不肯穿睡衣,终生不改。张学良曾说过裸睡的诸多好处,主要在于养生。

    张学良用种地打发时光,赵四小姐则养鸡。离东北几千里,整日坐井观天,张学良的心情非常苦闷。有他写的一首诗为证:“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这时张学良信了耶稣基督,他还有兴趣的是佛教。

    刚来台湾不久,“二.二八”事变爆发,特务部长刘乙光奉命“只要暴民来犯,就先把张学良杀掉。”

    张学良知道“二.二八”事变。给他做饭的台湾人说了句话让他很感动,那人说等蒋“总统”来,就上吊死给他看,让他看看他是怎么糟蹋台湾人的。

    那时,张学良被关在一个山区里,是高山族人的番薯救了他的命,没有那些番薯他就可能饿死了。

    1947228日,军警取缔香烟贩发生枪击伤亡事件,引燃对国民党政府和接管部队不满的台湾本省人的怒火,酿成大暴动,杀害外省人,蒋介石则调大陆部队展开全岛血腥镇压,是为“二.二八事件”。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

    那场动乱,也使幽居在山里的张学良夫妇完全失去了食物供应。

    台湾的局势稳定下来后,张学良也离开了清泉。迁至台中清泉岗。

 

 

                 张治中探望张学良

 

1947年夏,张学良被拘在台湾新竹一深山老林中。当时张治中是西北行辕主任。19471020日至111日,张治中带着家人到台湾休假。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张治中的学生,张治中向他提出要见张学良。彭孟缉很害怕,不敢答应。张治中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后,彭孟缉才勉强同意。

1030日,早餐后,张治中登车上山。

张学良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多半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晚上则做笔记,因视力使用过度,目光较以前差多了。他对张治中说,除自己和赵四小姐之外,全家都在美国,他的儿子已经添了孩子,所以他已做了祖父。张学良一面说一面叫赵四小姐拿小孙女的照片给张治中他们看,觉得很得意。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大好,瘦得可怜。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和衣料一样料子的鞋子。赵四小姐还在10年前自己赴贵州之前,就考虑到儿子的教育问题,于是就把儿子送到美国一位张学良的朋友那里上学。这时,儿子已经在美国上大学了。

吃过午饭,张治中与张学良接着再谈。他们在里面谈什么话,其他人都不知道,张治中的孩子张素我给他们照了两张相,就是张学良和张治中的合影照片以及张学良夫妇与张治中夫妇及众人的大合照。

到了下午4点钟,张治中一行起身告辞。张学良拉着张治中的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蒋先生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刘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离。

回到南京后,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介石听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话,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即谈起别的事情了。张治中又去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并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她认为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第二点可以帮忙解决。后来,宋美龄就跟蒋介石再三商量,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被调走。但是蒋介石对张治中去看望张学良很不满意。他下令要求以后任何人未经他批准,不准去见张学良。

 

 

                   寻找张学良赵一荻之子

 

    1951年春夏之交,经蒋介石首肯,张学良被押至高雄。高雄是张学良在台湾秘密幽禁的最后一站。他和赵一荻在这里住了整整九年。一直住在西子湾附近的一处废弃的炮台里。

    1954年冬天到来的时候,宋美龄忽然从台北派来一位启蒙教师,来到了高雄张学良的住地,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原驻美“大使”董显光。

    张学良早在西安前就认识了董显光。那时,董显光只是南京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麾下官员。后来他因与宋美龄走得很近,所以蒋介石才重用董显光为驻美国“大使”。

    董显光和夫人此次由台北专程赴高雄,是为执行宋美龄交付的特殊使命,敦促张学良、赵一荻研究基督圣经。

    1955514日,董显光离开高雄前往台北。几天后,董氏夫妇又将飞往华盛顿任“大使”。

    在即将分手的时候,董显光向张学良和赵一荻征求意见,他说如果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他回去以后,可以直接向蒋先生和蒋夫人面转。张学良只提出想搬到远离海边的地方作长久居住,其他并无所求。而在董夫人和赵一荻话别的时候,赵一荻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希望找到在美国的儿子张闾琳。

    1940年她即将离开香港赴贵州息烽的时候,毅然飞往美国,将她和张学良惟一的爱情结晶张闾琳,送往美国旧金山,交给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

    董夫人当即表示愿意成全此事,并向赵一荻索取张闾琳在美国的地址。

    但是,历经十几年的幽禁生活张学良没有与外界通讯的自由。赵一荻只能提供1940年以前她在香港与伊雅格通信的信封。其地址为:旧金山湾区格林大道309号。

    自董显光离开高雄后,张学良的幽禁状况开始有所松动。

19565月,张学良和夫人接到了董夫人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收到邮局直接送到的信,监视他们的特工人员居然破例地没有检查。董夫人的信中夹寄一幅黑白照片。那是让张学良和赵一荻大惊大喜的照片,上面是位陌生的英俊男青年,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雪白衬衫下系一条领结。赵一荻仔细查看男青年的眼睛,忽然觉得有些面熟!特别是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与张学良的眼睛酷像。照片上的青年就是自己在十多年前送往美国的儿子张闾琳!

    董夫人在信里向张学良和赵一荻报告了寻找张闾琳的经过。

    按照信封上的老地址,已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了,那里已改建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为了找到伊雅格和埃娜,董夫人返回华盛顿后,求助许多美国朋友,然而仍然一无所获。董显光直接求助于美国国务院,才在洛杉矶找到了伊雅格先生,已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夫人埃娜早已去世。

    伊雅格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去了中国东北,在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任过军需官。张学良少年时代就与伊雅格感情深笃,张学良执掌东三省军政以后,更加重用老军需官。特别是在为东北军购买军火的过程中,更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委托伊雅格为东北军与英国军火商凯自威谈判的首席代表。1933年张学良下野,伊雅格即跟随他赴欧洲考察军事。不久,伊雅格就回到英格兰故土。后来他移居美国旧金山,1940年赵一荻将儿子张闾琳托付给他代为照管。现在,当董夫人备费周折从华盛顿赶到洛城时,伊雅格高兴得老泪纵横。

    董夫人此次去洛杉矶没有见到已长大成人的张闾琳,她只从伊雅格那里得到张闾琳的一幅照片,董氏夫妻决定马上将找到张闾琳的消息与其近照一并寄回高雄。

    当年9月,张闾琳给父母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自从1940年离香港去美国后,一直得到伊雅格老人慈父般的照拂。他是在不知自己父母生死的情况下,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当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航天专家时,才感到自己已经全然是个美国化的华裔学者了!

    张闾琳在信中还提到一位女孩的名字,她叫陈淑贞,是他的恋人。此人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侄女。他非常希望有一天到台湾来探望父母双亲。                                   张闾琳来到西安

    一年后,经董显光在蒋介石和宋美龄面前游说,终于同意了张闾琳回到台湾,并前往高雄探视仍在幽禁中的张学良和赵一荻。

 

 

 

                   张学良奉命写《忏悔录》

 

    1954年,蒋介石为了总结大陆的失败教训和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准备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其中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共产党方面的相当欠缺,蒋介石想让张学良把西安事变的经历写出来,当做史料保存,同时也以此考查张学良的思想和态度。于是,蒋介石要特务队长刘乙光将此事告诉了张学良。

    关于西安事变,多少年来,张学良一直积郁在心,不愿提及。现在蒋介石既然要他写出来,张学良就鞠诚以告,按照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和耳闻目睹,据实写了一份几万字的回忆录手稿,是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完成的。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回忆录后,将张的手稿交给蒋经国,说:“该文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于是蒋经国将这份手稿只印了二三十份,分送给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领导人。

    但是,事过多年后,19647月,在台北出版的“总政治部”主办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却登载了张学良手著《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摘要,共九段二十七款。台北《民族晚报》又把这篇《忏悔录》分段转载,在岛内引起极大轰动。因为这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也是张学良被拘禁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不料,《民族晚报》很快就奉命停刊,刚刚出版的《希望》月刊,也被勒令停刊,发行在外的杂志也要悉数收回。

现在流行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台湾当局发表时自己所加的标题,人们沿用了下来。通观全篇文字,都不存在张学良要忏悔的问题。这一自述虽经修改,但基本上如实反映了张学良的言行和思想,以及发动西安事变的良苦用心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赤子之情。

 

张学良后来在口述历史时说:“‘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据张学良说,蒋介石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为了写这个东西,跟张学良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张学良就回了他一封信。张学良在信中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他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他跟什么人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接下来就说我这个人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们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是蒋经国干的事。他把前头改了,加一点儿,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但是在发表时,题目写的却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

张学良说,假设他不要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蒋介石)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

实际情况就是,1955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出一场风波。蒋介石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幽禁中的张学良与蒋宋家人的关系

 

宋子文: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宋子文与宋美龄的保证没有兑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能做蒋介石的主。但他们并没有随着张学良被囚而落井下石,想反,尽可能地给予其帮助,以弥补良心之不安。

最初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的于凤至,在1940年春被检查出乳癌后,请宋美龄帮忙送其去美国治病,同时计划安排子女留在国外。宋美龄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对她的要求都一一办到了。于凤至为治病,于19408月初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到达美国。而除治病外,她还想安置孩子们在美国上学。于凤至一到美国就忙着与在英国的孩子们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任何回音。于凤至很着急,只好请宋子文帮忙。

在宋子文的帮助下,很快与张学良的子女取得了联系,并应于凤至要求,联系中国驻英大使馆妥为联络。于凤至的手术安排问题,宋子文也大力支持。他希望于凤至不要顾及费用问题,应当进行彻底的手术。当得知手术顺利的时候,宋子文十分高兴,还给张学良发了电报,向他转告手术成功的消息。

于凤至手术后状态并不是很好,一则是因为子女没有顺利赴美,另外就是因为当时在欧洲的孩子们未能给予她关心,来信往往只是向她要钱。母亲手术,作为子女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只知要钱,张学良的子女显然没有受到良好的管教。伊雅格(张学良的美国朋友)建议于凤至子女的花费要合理规划,而于凤至还是拗不过孩子而照常满足,要钱就给。因此,他不得不与宋子文商量对策。为此,宋子文专门安排他的弟媳去看望于凤至并及时沟通。

令人寒心的,还有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儿子张闾珣在英国每年花费数万,过着奢靡的生活,不但欠下债务,并且还要与女演员结婚。至于女儿张闾瑛,并没有陪伴照顾手术之后的母亲,而是到别处观光去了。

即使张家子弟如此,宋子文还是热情相帮,除了借钱给于凤至之外,还安排还清了张闾珣的债务,又按月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馆给张闾珣与张闾玗发放生活费。由于张闾玗有精神病问题,需要入院治疗。宋子文决定让他留在英国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并将此事告诉于凤至,也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张学良,让他了解这一情况。由于张学良家庭困难,此时宋子文还向蒋介石请求,希望能够释放张学良。

 

蒋介石:关照有度

蒋介石与张学良,历史上并无仇隙,只是在抗战问题上有所不同。张学良曾说:“他(蒋介石)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

西安事变后两人关系,用张学良的话来讲,他们是“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在张学良被扣之初,蒋介石以利用为主,用张学良来解决西北问题。193717日,蒋介石命戴笠携手书一封,要张学良说服西北方面服从南京政府。

而后则要求张学良读书养性,不时派人观察探望。同时也不忘给他训话,对其进行思想灌输。

蒋介石对张学良就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他深知张学良没有野心,也无害他之意,而且对他还屡有帮助,立下不少大功,因此也就对张没有痛下杀手。但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权威扫地。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岂能饶恕张的“犯上作乱”?

 

宋美龄:不忘旧情  至于宋美龄与张学良的关系,则特别亲密。张学良被软禁后,宋美龄与张学良及其家人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友谊。张学良所留信件中,与宋美龄的通信最多,在百封以上。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来往信函,多半严肃,而与宋美龄在信件交往中,则感情诚挚。宋美龄非常关照软禁中的张学良,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常送日用品、礼物,并代转张在美国的家人,包括张给于凤至托带的物品、信件,成为沟通张与其家属的桥梁。宋美龄与于凤至私交甚好,称于为“凤姐姐”。

宋美龄如此关照,张学良很感动,他给宋美龄的信中也表达了真实心境:

夫人钧鉴:

九月十九日的手示敬悉,附所赐物等及凤至来的药品统领到,夫人对良护念周至,使良感谢无极,展读手示再三,并阅剪报一则,闻道家乡事,心中的情况难以笔述。……

另外,张学良对宋美龄也时有关怀,送花篮、糖果等小礼物。同时也关注宋美龄的健康,提醒她“切不可以为小病而忽略,大病往往由小病而引起”。

 

 

               皈依基督教  蒋介石接见张学良

 

    1956年,张学良在完成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之后,在宋美龄、董显光等人的牵引和帮助下,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他不再治史,也不再提笔著文,对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不愿再作回首。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

    1958年至1959年,蒋介石特派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和《圣经》的董显光察看张学良的思想和行为。董显光向蒋介石汇报了张学良信仰基督教后的言谈举止,说一切都很正常,并请求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恢复他的自由,蒋介石表示首肯。                    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幽禁处

    19593月,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解除原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的管束。至此,张学良已被严加管束了22年。所谓解除管束,蒋介石只同意撤去张学良的“警卫人员”,但仍留少数“安全人员保护他”。

19581017日,蒋经国来到张学良寓所。对于与蒋经国的这次见面,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同蒋经国初次会见。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约在十点左右,大家同摄数相片而去。”

这是张学良又一次提出要面见蒋介石。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召见张学良。19581123日,蒋介石在台北大溪梅园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监禁到台湾后,与蒋介石第一次相见。这时蒋介石已73岁,张学良也59岁了。

张学良在1123日的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与蒋介石见面的经过情形,此次共谈话约半小时:

下午两点,老刘(刘乙光)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等候,约十来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清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病病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二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梁启超)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我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外……侍卫长亲至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

    这次相见,当两人目光相遇时,都在对方的身上停留了许久。毕竟岁月流逝,人生易老,感喟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风姿不减当年,见到张学良后他表面上是很亲近的,询问张学良的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张学良说:“一切很好,请不必劳神挂念。”

    寒暄之后,蒋介石很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要多保重身体,国家还有重用你的地方。我叫经国和你经常联系,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你可以搬来台北住,你和经国商量,看看什么地方适宜。”

张学良“晋见”蒋介石,又回到高雄。没有多久,就从高雄搬到台北居所。

此次会见后,对张学良的“管束”依旧。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台湾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蒋介石夫妇时常去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到场,他们悄悄坐在最后一排。

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等蒋介石、宋美龄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

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直到19619月,张学良才在“当局”批准下,与亲属见面。而这一面,他与寿夫人及弟弟张学森等亲人之间,整整隔了25年。

 

 

                   张学良和蒋经国的交往

                                          张学良(右)、蒋经国(左)

    蒋经国接管“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后,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

    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蒋经国心中的打算是: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张学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的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首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何妨。”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

    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

    1959年张学良“解禁”后,他提出希望在台北近郊自己盖房的要求,蒋经国立即同意,还提供三块土地让张学良选择。张学良最后选定在复兴岗复兴三路兴建宅邸,新居落成后,蒋经国送了一套中式家俱给张学良。

    蒋经国最初为张学良选择的地点是阳明山。阳明山原名草山,是台北市郊著名的风景区。但是,张学良看中的住所,不是山庄别墅,也不是西式洋楼,而是阳明山公墓上的一所普通房子。

    由于宋美龄认为阳明山潮湿,东西易坏,加上董显光等人极力反对居住在公墓上,张学良最终在台北市北郊投区复兴岗建造住宅。地皮是公家的,建筑费是由张学良自己出的。他选择这个地方,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条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条通往卢沟桥的永定河吗?早晚眺望可引起故国山河之思。                 右起:蒋经国 张学良 刘乙光

    张学良迁入新居后,生活稳定了下来。不久,宋美龄、蒋经国、张群、王新衡等相约前来祝贺。

    搬到北投后,蒋经国很注意同张学良联络感情。张学良的好友王新衡和蒋经国经常跑过来,大家一谈就谈到深夜。

    这时,特务队长刘乙光调回了安全局,由副队长熊仲青接任队长,队下仍有30来人。这时张学良的安全,完全由蒋经国主管,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老夫妻举行婚礼

                                         张学良、赵一荻初到台湾

    196474日,在台北杭州路一位美国人的别墅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秘密婚礼:新郎是年已63岁的张学良,新娘是51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这是他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30年后,终于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的一天。虽然赵一荻多年来甘苦备尝、情愿她的青春尽付少帅,并非为了求得一个早该属于她的妻子名分。可是,这一迟来的婚礼,对于她来说,委实太不容易了。

    张学良于1926年与赵四小姐认识。当时赵四小姐还不满14岁,她虽生在豪门世家,却不染骄奢淫逸之气。

张学良与赵一荻1927年夏在北戴河海边的不期而遇,促使他们之间的情感迸发。

 

生米煮成夹生饭

赵家有10个孩子,四女六男,分着排号,所以就有了赵四。她是女孩中最小的,大名叫赵一荻。

当年,赵一荻去找张学良玩玩,并没有什么“私奔”的念头,但当时嫉妒心特别重的大姐跑到父亲那里挑唆,说四妹跟着有妇之夫的军阀私奔了。赵老爷子当时做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很重视脸面,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一气之下就让原本与四妹关系不太好、同父异母的五哥去《大公报》发表声明,宣布与小女儿脱离关系。这下生米都成夹生饭了。如果当时有人劝一下就没事了。

很重视传统的四小姐很把父亲的决定当回事,只好将错就错,跟在张学良身边。这一待就是一辈子,从此父女再也没有见过面,没说过话,没通过信。

1928年冬天,经张学良的秘密安排,赵四小姐由天津秘密出走,前往关东沈阳,以实现一年前与张学良在北戴河的密约,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绮霞失踪记”。他们两人在沈阳北陵同居。赵父震怒,在报上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然而,赵一荻对张学良的痴情仍不改当初。1940年,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因乳腺癌不能继续在湖南幽地陪伴张学良时,赵一荻当时在香港。她闻讯后,立即放弃优越安适的生活,毅然将只有10岁的独生子张闾琳送至美国寄养,只身前往湖南。从此,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年的伴狱生涯。

 

宋美龄迫使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婚

1960年以后,宋美龄劝幽禁中的张学良弃佛信基督。张学良潜心研读《圣经》后,表示希望能为他举行受洗仪式。宋美龄提出,张学良和于凤至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如今又同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这种情况不合基督教的教规。然而,于凤至对张学良是有大功的,离婚张学良实在于心不忍。

此时,蒋介石正在叫嚣反攻大陆,生怕张学良冲破樊笼,与于凤至团聚。于是,宋美龄频频出现,劝张学良离婚。

1961年秋末的一天,宋美龄再一次来到张学良的住所,寒暄几句后,一脸严肃地说:“汉卿,按照我们基督教的章法,你必须尽快作出决定与凤至小妹断绝婚姻关系,否则你算不上忠诚的卫道士。……这是我的意见,与大哥(蒋介石)无关。”张学良苦笑一声说:“您放心吧,我这就给凤至写信让她签字。”

其实这封信,张学良早就准备写的,可是赵一荻不让他写。她说:“我们风雨同舟几十年都过了,何必非要图那个形式,这样做对大姐(于凤至)、对我们都有利。”可是宋美龄硬说:“名不正,言不顺。”

送走宋美龄,恰好赵一荻去医院看病。张学良含泪挥笔给于凤至写了封实出无奈的长信,反复琢磨许久,才装进信封。

正愁书信无人捎带时,女儿闾英和女婿陶鹏飞赴台湾参加阳明山会议,张学良让女儿将信交给她母亲。闾英深知父亲的处境,更懂母亲的苦衷,拿起信心中非常矛盾,她只知道基督教遵守一夫一妻的规矩,却不知其中的政治内幕……回到母亲身边,她迟迟不交信,并和鹏飞商定将信隐瞒下去。

196310月的一天,于凤至把闾英叫到身边:“我感觉你和鹏飞好像有什么心事瞒着我,自你去台湾后,你爸一直未给我写信,这不可能吧!”一句话击中女儿的痛处,闾英只好取出父亲给母亲写的那封长信。

于凤至看罢书信,反而显得无比镇静:“这是我早意料中的事啊!”她告诉闾英和鹏飞说:“这件事要说罪过,全是蒋介石的诡计,宋美龄只是政治打手罢了。她从我认识的那天起,就以一种政治手段与我游戏。”

闾英忍不住插话:“蒋介石为什么逼爸爸离婚呢?”于凤至说:“道理很简单,你父亲被他囚禁在海岛上,成了一个孤人,只有与我离婚,才能断绝你父亲的退路,可是他们又没有任何理由要我离婚,最后只能打出基督教这张王牌。……为了让你父亲多活几年,让你赵姨享受婚姻的温暖,这个字我一定要签。”

1964年初春的一天,张学良张学良看到了于凤至写给赵一荻的信,读罢老泪纵横:“知我者,凤至大姐也!

于凤至一直盼望张学良与赵一荻结婚的大事,经常向女儿打听消息。1964年秋天,又向女儿问起这事。女儿这才将刊有张学良婚讯的台湾《联合报》递给母亲。

于凤至看完,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下子她宋美龄可放心了,我也放心了。”

    张学良与赵一荻结婚时,蒋经国将一套住宅便宜卖给张学良当结婚的贺礼。

    这是一套有380平方米的漂亮的住房,还有两千多平方米的花园,有天然的瀑布,有小型的射箭场,还有很大的鱼池,里面养了很名贵的锦鲤;花园里有巨大的鸟笼,笼子里有两三百只鹦鹉。有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守卫,还有管家。

    在张学良家里,谁都不许提西安事变。有一次圣诞节,张学良的侄儿张闾实等人来到了他家里,他们在看电视,突然播到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当时很生气地把电视机关了。等张闾实他们下次去的时候,电视机就没有了。直到晚年,有日本的电视台来采访,张学良才谈到西安事变。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不可纵虎归山”

 

    19726月,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至此,蒋介石准备让儿子接班的意图已十分明确。蒋经国锐意进取,刷新政治,从不实际的光复大陆的虚妄目标,转向较为实际的根植于台湾本土的经营。

    张学良与蒋经国、蒋纬国往来甚密。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张学良的寓所拜会,也陪张学良外出游玩、钓鱼,聊天的话题则无所不包,只是很少触及“西安事变”四个字。蒋经国经常不经预告,车子一转,就到了张家,而且只要张学良家中有好酒,他拿起就喝,显示两人之间无拘无束的情谊。可是当别人问起时,蒋经国则是顽皮地说:“到一个姓张的朋友那里。”

    蒋经国也时常邀张学良与赵一荻到官邸,享受一下家里厨师的厨艺,并且小酌几杯。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专程表示祝贺。张学良知道蒋经国事务繁忙,就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减少彼此间的来往。

    有一晚,蒋经国带着美国军事顾问团等人,七八部车浩浩荡荡来到张公馆。那时已是半夜两点钟,蒋经国等人进门就喝酒吵闹。张学良本已睡下,下来后口气不悦,以后蒋经国就少来张宅了。

    在蒋介石的金婚纪念日,邀请张学良夫妇为上宾,但在政治上仍被视为政治犯、党国罪人。

    197545日,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次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说蒋介石已于几小时前去世,张学良听后大吃一惊。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八个月前在台北士林镇凯歌教堂做礼拜时。那时蒋介石已相当虚弱,脸色腊黄,举止呆滞,行走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望着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给张学良留下一个虚弱不堪和颤颤巍巍的身影。

    48日,蒋介石遗体移至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下午,经过宋美龄和蒋经国的许可,张学良携赵一荻前往吊唁。

    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目紧闭的蒋介石。在张作霖遇难后,张学良的命运就与这位死者捆在一起,近四十年来,他的一生,因为蒋介石而改变了原来的轨迹。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书写的挽联,长叹一声。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短短的十六个字,虽然概括了他与蒋介石一生的微妙关系,但是,五十年的恩恩怨怨,又岂是短短的两句话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由于蒋介石积怨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张学良始终不能释怀,所以他临终前与蒋经国谈话,在谈到张学良时,告诫儿子:“不可纵虎归山。”

 

 

                   张学良在台湾的亲人

                                      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湾的幽禁地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森(在张家中排行第五,张作霖五夫人——寿夫人的儿子)一家人于1948年到了台湾,他们成了张学良在台湾最为亲近的人。

1954年的一天,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五年级小学生)在一家诊所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她是第一次见到大伯和大妈。令她无法理解的是,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她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你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样?奶奶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后来闾衡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大山中,一呆就是十余年!

张闾衡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到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一个星期天,卢致德约他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他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张闾蘅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是张学良?他们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闾蘅怎么也想像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张学良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

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出屋门。负责监视他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张学良到台北市区,总会到弟弟张学森家坐坐。                                            张学良与亲属在台北

张学良带兵打仗时,弟弟张学森还是嬉戏打闹的顽童一个。

1965年的一天,张学良来到了弟弟家。张闾蘅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的脸上,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谈话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他们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大伯知道张闾蘅在美国留学,见到她是否会想起他们在美国的儿女呢?

张学良每星期要到弟弟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张学森家转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他们家人聊天。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弟弟家人大摆“龙门阵”。张闾蘅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

张学良喜欢讲述在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张闾蘅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他们的老家,张闾蘅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1979年冒着风险,张闾蘅返回祖国看了看。

日子久了,张闾蘅和妹妹闾芝成了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他们三人聊,赵一荻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他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他们,有时张学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张学良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赵一荻,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靠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他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张学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张闾蘅

张学良喜欢热闹的性格跟侄儿侄女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这也是他喜欢到弟弟家的缘故吧。有时一呆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赵一荻有些紧张,张学良正聊得兴头,故意装做听不见,能多呆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

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弟弟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他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有一次张学良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席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正因为张闾蘅他们能感受到大伯内心的寂寞与思念,他们想为他做点事,妹妹张闾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张闾蘅1979年“贸然”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她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她在广州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回到香港后,张闾蘅急不可待飞往台湾,想把自己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告诉大伯。见了大伯,还未开口,大伯悄悄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张闾蘅一跳!她进内地没有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张学良告诉她,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是要大伯找她核实。张学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 图为张学良与五弟张学森一家合影

1982年,张闾蘅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地招待了张闾蘅,介绍她认识了一些张学良的熟人,她也告知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张闾蘅向张学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张学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地对张闾蘅说: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张闾蘅按照大伯的意思去做了,无形中变成了张学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成了张学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惟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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