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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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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落日》(25)上册 (2017-11-10 17:07)

             【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编著

 

                  张学良为何不回大陆?

 

1991310日,张学良第一次离岛赴美探亲,在台湾桃园机场时,曾有记者问他:“您此行有可能回到东北老家看看吗?”他回答:“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家,有机会当然愿意回去。”当年5月中旬,张学良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我的家当然是在东北,我漂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个儿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

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对标志着这位著名爱国将领真正恢复自由后的访美之旅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指示,中央确定由吕正操前往美国迎接张学良。

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

529日,吕正操首次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吕正操向张学良表示了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张学良颇为感动。但是,张学良郑重表示了暂且不能返回大陆的矛盾心境:“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但张学良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的愿望。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国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

疾病是阻碍张学良归乡的主因?

张学良在台湾幽禁期间,他先后患过几次重病。19931025日深夜,张学良忽然头痛难忍,猝然晕倒,起因是第四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已造成弥漫性血肿,病情相当危急。但几天紧急抢救后,93岁的张学良竟然奇迹般康复。显而易见这场突发疾病并非他改变回大陆探亲初衷的原因。

日本天皇访华与少帅归乡有关系吗?

1992826日,台湾《联合报》刊载了一条新闻:张学良决定按期回乡探亲。

然而,张学良在当年9月没有返回大陆,到了1993年春天,也没有回乡探亲的行动。不久后,他和赵一荻再次飞往美国。海外媒体再次发出种种猜测。其中有说:张学良因为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而不得放弃了他计划多时的回乡计划。

早在1990年,张学良和日本NHK电视公司的记者谈话时,他说过:“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么样子,想亲眼看看……”

张学良如果真的实现了访日的愿望,那么到了日本,岂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块土地上吗?这让以上说法不攻自破。

赵四小姐起到“刹车”作用?

赵一荻曾多次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她的心态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

她有些话也可能是为应付时局而不得不说的。1990年赵一荻收到了侄儿赵允辛写来的一封信,当她获悉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后,她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流露了对亲人的深切思念,既然思念亲人,会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她或多或少起到了“刹车”作用,但决不是张学良不能回大陆的主因。

是谁在阻挠张学良回大陆?

张学良这所以至死不能回到祖国,在于当时执政台湾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特别是“台独”分子李登辉,从中制造了严重障碍。当张学良向他请示想回大陆时,就是由于他的否定,张学良才放弃了回大陆的愿望。于是,张学良选择了定居美国。

据贝夫人透露,张学良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大陆方面已准备好一架专机,只要张学良愿意返大陆,专机随时飞至纽约搭载他。贝夫人当时力劝少帅回大看看,并说这是他的“大好机会”,少帅说:“我本人也很想回东北老家瞧瞧,但李登辉总统准许我到美国来,我不能借此就跑去大陆,我不能为难李登辉。

    贝夫人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

张学良一直犹豫不决,他又对贝夫人说:“我将请示李登辉,批准我回大陆。”

    贝夫人答道:“你不用问他,他一定不准。”

张学良请示的结果,果如贝夫人所料,李登辉劝张学良不要去大陆。她说:“少帅,你上了李登辉的当,李是个‘假圣人’。”

 

 

                     张学良拍买收藏品

 

    19931218日,张学良悄悄从台湾飞到了旧金山。这是张学良携妻子赵一荻第二次来到美国。

    张学良在旧金山的女儿家里只作短暂的停留,不久即飞往四季如春的夏威夷。

    张学良之所以选中夏威夷,主要的是这里有他在台湾时就相依为命的五弟学森一家。早年他和赵一荻幽居在台北复兴岗小院里,只能与近在咫尺的五弟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在饮酒谈笑之间消去诸多的幽居之苦。如今,张学良自然希望与学森一家重温往日旧梦。同时,在洛杉矶和加州的女儿张闾瑛夫妇、儿子张闾琳伉俪也可能随时飞临此地。

    19941225日,圣诞节来到了。此时,张学良和赵一荻已在夏威夷整整住了一年。就在这个时候,张闾芳从台湾飞到了夏威夷。张闾芳是五弟学森的次女,现在仍然住在台北。早在1960年张学良有了些许自由时起,张闾芳就充任了张学良的秘书。

    张闾芳对张学良可谓尽职尽责。早年在台湾时她作为张学良的晚辈和秘书,为解老人思乡之苦,她亲自到祖国大陆的沈阳拍摄大帅府和抚顺元帅陵照片,以慰藉少帅的眷眷之心。她此次专程到夏威夷的主要原因,是与张学良谈收藏品拍卖一事。

    张闾芳告诉张学良:自从他在台北北投的旧宅出手以后,许多房内的家具都按照张学良本人的意愿,由闾芳出面分别赠送给喜欢收藏张学良物品的朋友们了。但是对于旧居里保存下来的一批收藏品(都是张学良1947年由大陆迁台前所带来的珍贵收藏品),张闾芳却不肯轻易外送他人。

    最近索思比拍卖行正准备拍卖一批贵重的文物,并且通过关系找到了负责管理张学良旧居的张闾芳女士。因为张学良在临离开台湾去美国前,早已将由大陆带来的数万册图书,都无偿地捐献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收藏。当时,包括闾芳在内的所有亲友都对张学良的捐赠感到震惊。其中不仅有孤本和世间罕见的善本书籍,甚至还有许多张学良在贵州幽居时期费尽气力托人从禁地外边买到的明史书籍。有些则是他和夫人赵一荻在贵州阳明洞油灯下搜集整理的《明朝野史》和张学良潜心学习《明史》的心得笔记。特别是那些留有张学良眉批的书籍……可是,张学良却一文不取地悉数捐赠给了学校。

    张闾芳的考虑是:张学良夫妇晚年将在夏威夷度过。不仅他们的衣食住行需要钱,而且治病和养老也需要开支……

    “公开……拍卖?”赵一荻听了张闾芳的话,不由一怔。闾芳说:“那批东西十分珍贵,白白送人我不情愿。拿到美国来也不合适。它们终究是国宝啊,所以它最好应该留在祖国的宝岛上才好。”

    张学良说:“如果是文物,将它们留在自己的国家里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总觉得在台北的宅里早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文物的东西了,什么东西值得到索思比拍卖会上去兴师动众呢?”

    张闾芳将一张清理的单子递给张学良,说:“我已为你老人家认真地清点过了,那些大多是荣宝斋的珍藏品,都是您老人家用自己的钱买回来的。像明代画家徐渭的《葡萄图》、陈洪绶的《莲花鸳鸯图》,清代郑板桥、石涛和任伯年等名家的真迹。”

    张学森见大哥和赵一荻仍踌躇不定,也劝道:“闾芳的话也不无道理,现在你们年纪大了,既然不打算在台湾继续生活,又不想继续收藏那些书画,通过正当的手续将他们易手他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不就按闾芳的意见去办?”

    就在张闾芳离开夏威夷的前一天,父亲张学森决定召集所有在美国的亲友开一次家庭会议,共同讨论一下台北旧居里的收藏品如何处理。

    几天后,张闾瑛和张闾琳两家人分别从旧金山和洛杉矶赶到夏威夷。

    张闾芳将索思比拍卖行作出的底价的条目交给张学良过目。张学良发现,拍卖行对他所有收藏品都标以重码,其中他收藏的北宋画家谢元所绘的长卷《桃花》,开价在300万至500万新台币。此外,明代王宠、文征明、陈洪绶、徐渭等名家的书画,底价也均在150万至250万新台币之间,还有他的好友张大千生前赠送他的一些作品,也颇受索思比的重视。

    张学良手托着底价表,对大家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看重金钱,更不看重财产。这么多年来,我在蒋先生的秘密幽禁中到处迁徙,丢掉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可是我唯独不敢丢掉那些书画和古董。现在我没有想到会以拍卖的形式来处理这些藏品。如此看来,在人世间,文物也好,画也好,金银玉器也好,它们统统都是身外之物啊!”

    张学森和张闾瑛、张闾琳都对张闾芳的意见表示赞同。

    当然,这件事对张学良来说,他很想通过索思比文物拍卖为件事对台湾当局进行一种试探,那就是让他们知道拍卖收藏品将预示着张学良从此不会再回来了。张学良终于默许了这件事!

    1994410日,台北春意盎然。大文物收藏家们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

    410日开槌那一天,拍卖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除了各地大收藏家云集于此之外,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新闻记者,拍卖行一时人满为患。竞价的热浪此起彼伏。特别是被张学良收藏历史达70年的宋朝宫廷御用画家谢元的绢本画作《桃花》,最引人注目。虽然最初的标价已经很可观,可是最后竟在1500万的高价上落槌!除此之外,张大千的许多名画也在这次拍卖会上备受青睐。不仅张大千的画质惊人,更主要的是那些画大多上书亲赠张汉卿的题跋,其价值非同一般。其中张大千亲赠张学良的画作《湖山轻舟》、《秋声图》和《水竹幽居》,最为抢手!报价数次飚升,求购者争先恐后,最后,它们分别被标定为950万、350万和520万台币的高价售出。

    此外,明朝大书法家王宠的行书条幅作品也受到收藏者的关注,最后被以340万高价售出,占张学良所藏名画售价的前5名……

索思比拍卖行表示:这是该行有始以来最为轰动的一次专题拍卖,也是该行售出总价最高的一次,总售价达13289.55万元(新台币)。所有的拍卖品207件无一不被收藏家抢走,而成交的价目往往要比底价高出三倍以上。有的甚至高出五六倍之多,成交价超过估价的约占60%,大开了索思比拍卖业的先河。

张学良的这批珍藏通过拍卖又失散各地,未能如他的书籍那样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张学良夫妇以珍藏换取晚年的生活之资金无可厚非。这次拍卖所得扣除佣金,张家实得1.16亿元台币,约为3500万元港币。赵一荻也没想到他们的东西能卖这么多钱! 这下放心了,今后在夏威夷的生活不但不成问题了,而且还用不完。

 

 

                  于凤至的墓边留有一空穴

 

    19903月,于凤至辞世,并在自己的墓旁留有一空穴,等待与丈夫在天国相聚。一年以后,张学良站在墓前喃喃低语:“大姐,你去得太匆忙了。如果你能再等一等,也许我们就能见面了。”告别了发妻的坟墓,张学良挥毫作书:“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

192864日,张作霖被害之后,于凤至毅然挺身而出,巧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等周旋,协助张学良于无声中完成了东北军政大权的移交。

西安事变爆发时,于凤至从英国赶回来,到溪口陪伴囚禁中的张学良。从溪口一直陪着张学良到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前后整整三年多。在此期间,远在伦敦的次子患了精神分裂症。肝肠寸断的于凤至一边忍受着对母亲来说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一边宽慰张学良。在贵州,于凤至不幸患了乳腺癌。在宋子文等人帮助下,于凤至孤身赴美国治病。谁料这一别竟是永别!

19406月于凤至到了美国纽约,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她,问她有什么要求,要帮助她。孔祥熙特别嘱咐她,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

在纽约,不止亲朋故旧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张学良的情况以及要帮助于凤至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她后,都表示对张学良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是残害忠良。            青年时的张学良与于凤至

一位西安来的李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来看于凤至。他说,西安、西北的老百姓都为汉卿的处境惦念,都要为争取汉卿的自由,和蒋介石政权斗争到底;张学良为国所做的事,老百姓都感念在心。临走时留下100美元,请她代买些食品转送给张学良,于凤至不收,李先生边擦眼泪边道别,留下钱而去。于凤至非常感动,她想到汉卿说过的,人间自有正义,会有很多很多人伸手帮助她,她边想边泣,不能自己。

孔祥熙请友人传来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来送给于凤至。于凤至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来此居住很合适,她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

在洛杉矶,于凤至依靠自己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后,孩子们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是在美国,以及她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她和汉卿的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于凤至惟有痛哭。

按照临别相议,于凤至在美国不断地找议员、律师及侨领们,请他们相助向蒋政权要求释放张学良,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她活的目的是为汉卿获得自由。她时时激励自己为此奋斗。1946年张学良被押解到台湾。这时抗战已经胜利,蒋介石仍然囚禁张学良。

1948年宋美龄告知于凤至,她将去台湾,路经旧金山,可以给汉卿带些东西。于凤至买了一些衣服、用品给汉卿和赵四,并买了一大把派克笔,赶去旧金山相会。宋美龄安慰她,不要急,慢慢想办法。于凤至说,烦你带这么多的笔,是为汉卿送给看守他的人,这些兵大多对汉卿很好,只有少数特务虐待汉卿。宋美龄听后,紧紧抱住于凤至,二人沉痛无言。在蒋介石一伙之下她有心无力,只能尽力保护汉卿的生命而已。

1964年台湾传出了张学良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被人查封。友人来问于凤至,她说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必然出现的事,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将蒋介石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欺骗世人。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认为是正确的,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以前很多文字是秘书写的,越四也没有如此文笔。《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在特务们的策划下,御用文人写的一篇自欺欺人的文章,完成蒋介石一伙的政治目的,这早在汉卿预料之中。

1964年,在日益高涨的舆论谴责下,蒋介石一伙看到如此死不释放张学良来美国和家人团聚,违反了人权,违反了法律,为世界所不容,于是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张学良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当时台湾在蒋介石独裁、恐怖统治之下,一个始终囚禁的政治犯,根本没有什么离婚、结婚的自由。而张学良和于凤至几十年的婚姻情况,到老来说突然有这个要求更是荒谬。于凤至留美国是张学良所主张的,用她和孩子们在美国,要求他来美国团聚为理由,达到他获得自由的目的。

为了离婚这事,某某人突然从台湾来美国找于凤至,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特来美国的。于凤至问他是否政府派来的?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命而是为了张学良的处境安危而来。于凤至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那人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那人接着又说,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张学良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激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办离婚的。又说:这是他到张学良家里和张学良、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那人见于凤至不为所动,终于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张学良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张学良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你不懂赵四懂;赵四说张学良确实罪大,政府很恩典他了;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会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

于凤至在电话中说此事,张学良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于凤至思考再三,他们绝不会给汉卿自由。汉卿是笼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她只好在离婚书上签字了。但她后来写回忆录时向世人说明,她不承认强加给他们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她认为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和于凤至每年都互赠圣诞、新年贺卡,宋美龄在卡信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是如此。于凤至知道蒋家的人都没把这场戏当真。

于凤至没有屈服,她继续为张学良的自由呼吁。

于凤至并不孤独,中国政府派郭维城等人来洛杉矶,邀她回国定居。她在病床上伸手握住郭维城的手说:“亲人来了,我要回去。”郭维城是当年张学良的秘书,和她相识,异域重逢,想到张学良现在的情况,都泪流不止。郭维城说:“中国人民惦念汉卿,汉卿是千古功臣;政府要安排你回国治疗,安享晚年。”于凤至听了,感激痛哭。

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成露西教授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于凤至,在“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手令,以及她是否保存下这手令。当时在张学良左右的人士,不止一人提出有此手令,还在中国大陆发表了此事。于凤至回答说:“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上面有不准抵抗的命令。)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于凤至的儿子们都先她而去。她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她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感到一点安慰。

 

于凤至晚年

19879月中旬,孟芳琳辞去上海财贸干部管理学院的教职,只身一人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刚下飞机的时候,她口袋里只揣着当时外汇管制允许兑换的47美元。

因为白天要上课,所以孟芳琳必须尽快找到夜间上班又能提供食宿的工作。她翻遍当地华文《世界日报》,总算在角落里发现一则招聘启事:好莱坞山华裔老人急征管家,夜间护理,提供食宿,月薪600美元。

第二天一早,孟芳琳迫不及待地请朋友送去面试。车到山顶,停在门牌是:雷克瑞治路2904号前。

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领她进了餐厅。餐桌旁的轮椅里坐着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太太,皮肤白晳,形体消瘦,约摸80多岁。

老人看着孟芳琳,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说:“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是的,从上海来的。”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摇摇头。

“我是张太太!

张太太是谁?孟芳琳更晕,只好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哪那张太太?”

“这你都不知道?”老人有些不快,“张学良,你知道不?”

! 她恍然大悟,连忙说:“张学良将军?当然知道。那您就是于——凤——至?”

老人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后来孟芳琳知道,老人十分在意“张太太”这个称呼,即使1963年与张学良离婚后,她仍然坚持要别人称她为“张太太”。

老太太再发问:“你读过大学么?”

“上海复旦大学。”

老太太说:“我可是读了东北大学文法科的。”老太太接着又说,“大学不怎么的。那么英文懂吗?剑桥大学怎么说?牛津大学怎么说?写下来。”当孟芳琳把用英文写着这两个学校名称的字条送到她面前,她端详着,嘴角露出笑容,说:“你录取了!

跟老太太卧室相通的一个小房就是孟芳琳的睡房,只要老太太床头的铃声一响,她就必须立刻起身,搀扶老人或是上厕所,或是擦身,或是喝水。老太太晚上睡不着觉,孟芳琳白天上课再累,这时也只好强打精神坐在床边陪老人聊天。老太太最喜欢听她说大陆的老百姓至今还牢记张将军,牢记张夫人。说到“西安事变”,她笑了,话匣子打开了。……

19877月份,于凤至从报纸上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宣布解严,她顿时眼前一亮:被蒋介石幽禁了50年的张学良应该可以彻底获得自由了吧?于是,她立刻托人写信寄到台湾,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张学良再见一面。这是两人于1963年离婚后的第一次通信。

9月底的一天,孟芳琳在邮箱里见到一封从台湾北投发来的信,她兴奋地跑回房间,将信交给了于凤至。只见老人惊喜、激动,用颤抖的手直接撕开信封,但转瞬间,她的面部表情又变了,双唇紧闭,嘴角拉了下来。她又反复看了几遍,便将信纸揉成一团,扔进桌旁的垃圾桶。

孟芳琳捡起信纸,展开一看,是:

凤至姐:

谢谢你的来信。感谢上帝,我的一切都很好。更感谢主,领导我在他里面喜乐平安。愿上帝祝福你,愿你在他里面有恩惠平安。

                                 汉卿手启

                                 九月二十一日

就是如此的简单、平淡,老人那颗充满希望的心被彻底烧毁了。连续几天,她失神地坐在轮椅里,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接下来的日子,老太太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

19892月,于凤至完成了《我与汉卿的一生》的回忆录。

1990320日下午5时半,美国洛杉矶,93岁的于凤至无限依恋地闭上了双眼。她在弥留之际留下口头遗嘱:“在我死去以后,可将我埋在洛杉矶城外最高的山上,我可以在那里随时望见我的故乡……还有,在我的坟墓旁边,请替我掘一空穴,那是……那是留给他的……”

一个落莫的女人,落莫地去了,带着一颗落莫的心,留下一座落莫的小楼,还有一个落莫的空穴。

葬礼结束后,子女们遵照母亲“虽不同生,但死后同穴”的遗嘱,在于凤至的墓穴右边掘土造了一个空穴,以留给他——于凤至心中永远的丈夫。

在比弗利山下的玫瑰公墓里,新添了这座黑色大理石坟墓。墓地的旁边耸立着一座白色的雕塑。那雕塑的眉目酷似一个女神——维纳斯。那是女儿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请人雕刻的。

 

 

                 在台湾与唐德刚口述历史

 

20世纪70年代,郭冠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一方的父亲是台湾立法院委员王新宇,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蒋经国逝世后,郭冠英叫王一方安排他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见郭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很喜欢他。

郭冠英安排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张学良,同时把相关历史图书交给他,其中有美国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对张学良多肯定,格局甚高。不久,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

郭冠英知道唐德刚到台湾后,就请王一方告知张学良,于是唐德刚便与张学良见面了。那时,张学良在软禁中刚被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个无形的圈子似仍画在那里。第一次见完,唐德刚就写了一篇自传体的文章。但张学良说他不要写传,只是你问我答。他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赵四小姐都不在,否则她一定打扰。

唐德刚在会见张学良后,说过:张学良是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个是副司令,一个是副总统,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都是大事,李宗仁即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手,他未能改变蒋介石所造的局面,而张学良却扭转了乾坤,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到了1990年,张群为张学良做90寿辰,张学良还指名要唐德刚参加,并叫王一方把请帖给了唐德刚和郭冠英等人。

    19906月初的一天下午,唐德刚教授来到了台北张学良的家里。

    “我这个人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太久了!”唐德刚见了张学良,发觉这位老人仍然还像在圆山饭店接受宾客祝寿时那样无忧无虑,谈笑风生。他对楼外边那些神出鬼没的便衣特务没有丝毫戒意。

张学良接着又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养生之道。我就是好吃好喝好睡,有时我可以整整睡上一天也不睁眼睛。至于喜欢吃什么?我内人烧的菜就很好,有北方人的风格。我喜欢喝什么?当然是喜欢喝白开水了,咖啡和茶我也喜欢。这就是我长寿的原因吗?”

    “张先生您的记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宝库。既然您的精神世界那么丰富,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把那些珍贵的历史都让人记录下来,以求传世呢?”唐德刚在即将告辞之前,终于找到了可以表达来意的机会。

“你是让我写回忆录?”张学良摇了摇头,“这个愿望不是没有过。早在我刚回台北定居的时候,就有一个写回忆录的打算了。那时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应该把我前半生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主要是亲自做过的,亲眼所见的,还有亲耳听说的事情。可是,后来当我读了《圣经》以后,忽然又把写回忆录的念头打消了。”                              

“为什么?”唐德刚不解。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写了。”张学良显然在心里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苦衷。

    “写回忆录当然早就不可能了,因为您年事已高,执笔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唐教授不想放弃最后向张学良进言的机会。他又说:“但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早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了系统的名人口述历史的机构。哥大的口述历史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如果张先生肯和哥大进行合作,可由我来助一臂之力。做成一部口述历史,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您本人都将有重要的益处。”

    “口述历史?”张学良显然对唐德刚的要求没有认真想过,头脑中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他将手一摇说:“不,不,我从来就没有这种打算。人死了就死了,又何必把一些从前的旧事都说一遍呢?再说,这几年关于我的那些历史,坊间不是早有些文章面世了吗?既然我的那些故事已经有人在说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说呢?”

    “不,张先生,此言差矣。”唐德刚决心继续劝说,“张先生,早在50年代,我就对胡适做过历史的口述。后来,您的好朋友顾维钧也成了我的朋友,我利用他从海牙回纽约度假的机会,以闲聊的方式,多次和他谈话。这样,在闲谈之中,一部《顾维钧回忆录》就产生了。张先生,现在顾维钧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他在有生之年不做这种后事的安排,那么,他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往事,岂不是都成了过眼云烟吗?”

    “你曾经为顾维钧作过口述历史?”唐德刚的话触动了张学良的心。

    “是的,顾维钧先生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他和我几年间的闲谈,让我看到,他本人一生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一个世纪外交历史的缩影。现在顾先生的口述历史就保留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我多么希望张将军也会像顾先生那样,把您一生的经历都留给后人。”唐德刚又告诉张学良,他还为李宗仁先生做过口述历史。

    尽管张学良心为所动,但他仍叹息地说:“唐先生,我已经说了,我的那些故事早就为世人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唐德刚知道张学良这是托词,于是苦苦进言说:“当然,您从前的故事我们全都知道,有许多人在写你的历史。但是,故事只有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才是‘大道消息’,才是第一手的资料;相反,别人说的和写的,都是‘小道消息’。不错,现在市面上有关你的‘小道消息’已经不下百余种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如果您不口述历史,即使由我唐德刚亲笔为您写一本传略,那也只能是第101本书而已。只有您自己说的,才是世间惟一的一种!所以,您本人一定要说,要抓紧时间说,多说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故事,那样才能让历史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啊!”

    张学良不再说话了,只是默默坐在那儿沉思着。

    “张先生,有些话,您现在应该讲出来了。”唐德刚看出张学良正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说起话来就更加直率和坦诚,“即使是西安事变,在大陆也有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可是,现在惟独缺少您本人对西安事变的回忆。这就是历史的缺憾呀!”

    “又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听了他的话不免有些紧张。他的目光很自然地移向窗外,看见了在楼外徘徊的李组长,他是继段毓奇之后又一位来监视他的特务头子。

    “是的,西安事变有什么不可以谈呢?”唐德刚说,“你这一辈子就是因为西安事变才出名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你不过是个小军阀。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您为西安事变坐了50多年牢。您坐得值,我说,这段历史非您来写不可!”

    “好吧,让我想一想再说。”张学良终于在唐德刚的频频进攻下,思想上出现了动摇。但是,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两天以后,郭冠英来到了唐德刚下榻的宾馆,对唐德刚说:“唐教授,老头终于想通了。张先生已经同意对你进行口述历史了,不过,他老人家仍然心有余悸。他担心对你的谈话,万一被李组长他们发现,那就不仅对他不利,对您本人也相当不利。所以,张先生叮嘱您再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慎重才是。”

    “我懂我懂。”唐德刚大喜过望地连连点头。

    “而且,您每次与他谈话的时间不能太长。让特务们感到您只是一位友人在和老人家闲聊为好。同时为了不引起特务们的怀疑,您去的时候,时间要有间隔。也就是说您要在台湾滞留相当长的时间,行吗?”

    “可以,我打电报给纽约请个长假吧。因为我在这里如果10天去一次,至少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张先生的大半生历史记录下来。再说,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长时间谈话。”      唐德刚()与张学良商讨文稿1990.1.25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6月下旬开始,唐德刚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开始了。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账。”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张学良、唐德刚两人皆重听,口音也不同,沟通上有些问题。郭冠英像个传译,在他们中间传话,也会提出关键问题。

每次谈完了,张学良都潇洒地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口述,一次是1989年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后来复活节,张学良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郭冠英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特务人员听见。

张学良说,是蒋介石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郭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学良说:“当然,他亲自。”

可是,随着唐德刚的不断前来,访问张学良次数的增加,引起了特工人员的注意。李组长将情况逐级上报给台湾的“安全特工处”,引起了安全局的重视。

    他们很快就查明唐德刚的真实身份,依唐德刚繁忙的教务和社会活动,他应该尽快返回美国,没有必要在张学良寿庆结束后继续在台湾逗留。所以台湾“安全局”怀疑他正在对张学良进行秘密的口述历史。“安全局”将唐德刚的反常行迹上报给国民党最高层,请求指示。

    很快,国民党高层传下话来:“唐德刚如若在台访友探亲,理应当给予照顾。因为他在美国和海外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由于唐德刚多次回大陆,很显然此人是个倾向中共的人士。如果查明唐德刚确对张学良进行有关历史的采访,则应马上全力阻止。唐的亲共立场不宜允许他记录张学良的历史,必要时要收缴他已经录下来的录音带,防止唐德刚将张学良的谈话录音交给中共出版。”

    进入12月以后,特工人员对唐德刚出入张家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有几次唐德刚同张学良在客厅谈话的时候,特工人员就以某种理由进来查看,弄得张、唐都很尴尬。

    “唐先生,你看我家这种环境,咱们继续进行这类谈话方便吗?”张学良说。

    “没关系。张先生,总之我不介意他们。”唐德刚也发现了身旁的反常现象。

    “唐先生,我看你还是把录下来的那些东西,早早扔掉吧。不然的话,万一让他们拿到手里,我们都会相当难堪的。”

    “扔掉?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呢?”唐德刚暗暗一惊。

    “对,扔掉吧。因为它危险,现在不是我们谈这些话的时候啊!”张学良越想越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要求唐德刚尽早回到美国去。“小心总是好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里是台湾。”

    “……”唐德刚心里一惊。他没有再说什么,这时,他忽然发现门外的走廊里闪过一个特务的影子。

    “但是,太可惜了。我和先生的谈话,刚刚开了个头呀。”

    张学良微微一笑:“没什么痛惜的,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只要我们都平安无事,那么,将来不会没有机会谈话的。”

    “好吧,先生说得对!”唐德刚终于首肯。

 

    郭冠英来到宾馆,听了唐德刚介绍的情况,马上意识到危险正向这位学者逼近。“唐教授,既然老先生提出快结束口述活动,我看您就马上结束吧,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敢把我唐德刚怎么样?”

    “当局对您确实不敢怎么样,因为他们畏怯您在海外的崇高声望。即便他们知道您在做什么,也不敢对您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可是,即便您可以在台湾完成张先生的口述历史,但是有一天您要回美国去,他们会允许您把张先生的录音带带出台湾吗?”

    “你是说,海关会将这些录音带扣下?”

    “一点不错。到那时候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你是说现在马上对这些录音带进行复制?”

    “只有这个办法了。”

    当天晚上,宾馆里静悄悄的。唐德刚和郭冠英对如何保存录有张学良重要谈话的11盘录音带,并且安全带出台湾设想了种种方案。唐德刚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马上将所有录音带复制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不测。”

    “对,机不可失。必须要马上做好这件事。”郭冠英也感到事态的紧张。

    当天夜里,在郭冠英的协助下,唐德刚在宾馆里火速将这些录音带一一复制完毕。然后,唐德刚叮嘱郭冠英将11盒录音带妥善保管起来。

    就在郭冠英将复制的11盘录音带带出宾馆,小心地在家里藏好不久,李组长忽然有一天带着特工人员闯进了唐德刚下榻的宾馆,趁唐德刚不在之机,突如其来取走了那11盒录音带。

    此事发生后,唐德刚知道他再也不能去复兴岗70号了,甚至连向张学良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必须马上离开台湾这个是非之地。

    1990年底,当唐德刚教授恋恋不舍地搭机飞返美国纽约的时候,郭冠英已经通过其它安全的渠道,顺利地将录有张学良浓重东北乡音的11盘录音复制带,巧妙送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唐德刚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后来则再没有机会对张学良进行口术历史的采访了。后来,唐德刚说:“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

    张学良对唐德刚说过,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举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张学良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张学良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学良在与唐德刚做口述历史时,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唐德刚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呢?”张学良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对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

张学良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花花公子”又口无遮拦,专门喜欢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是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对唐德刚说: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张学良的太太于凤至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中外医生都束手,都说她一定要死了。于是,张的岳母和他生母商量,要张学良娶他太太的一个侄女,以便照料孩子。

张学良反对,这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张学良说:我答应您们,如果她真的死了,自己一定娶她侄女。

后来太太的病好了,没有死。为这件事情于凤至很感动,所以对他很放纵,不管他拈花惹草了。

张学良给自己下了一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张学良到美国探亲访友

 

                          接受记者采访

 

    1991310日下午3时,张学良步履稳重地来到桃园中正机场,准备赴美探亲。《联合报》记者发现了线索,跟踪采访。

    记者问:“听说祖国大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祖国大陆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祖国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祖国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答:“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张学良这次到美国探亲,本来就做好了准备,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他是这样说的,一个月来也是这样做的,惟一的例外是511日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主持人的访问。

    节目主持人问:“少帅,自从发动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儿呀?”

    张学良回答:“我年轻时当然家在东北。我飘泊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己的大陆故土,还是怀念故土,自‘九.一八’后我就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问:“您既然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答:“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方面也表示,我回去绝对给我一切的自由等等,但时机尚未成熟,……我是闲云野鹤,不愿再影响政治。”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政治变化下您会回去?”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早在1980年的1020日,张学良由当时的“副参谋总长”马安澜和“总统副秘书长”张祖诒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张学良在金门古宁头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这一活动由官方的“中央社”和军方的“军闻社”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张照片。

    张学良也曾问过赵四小姐:“你是不是也想趁有生之年,能回大陆,看看奉天,看看西安?”                             张学良和亲友在一起

    赵四小姐眼里噙满泪花,叹了口气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1991324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时表示:如果张学良本人愿意回大陆看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可是,张学良没有回大陆。

    赵四小姐于2000623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一家医院病逝,张学良也于20011014(夏威夷时间)在檀香山病逝,他们回祖国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记者接着又问:“看见您就不能不谈有关‘西安事变’之事,事情过了几十年啦,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仍然会做此事吗?”

    答:“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看法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不说是不愿用言语伤害到他人。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

    问:“‘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

    答:“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几次,蒋介石没有答应,我也想到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人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生死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加,我早就没有了。”

问:“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答:“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如时光倒流,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记者把话题一转,接着问道:“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你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是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问:“您觉得您对和平统一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现在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以年龄辈分来说都是您的后生晚辈,你想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吗?”

    答:“假如我能有所贡献,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很愿意贡献,但我不知道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很有问题。”

    问:“您被软禁半个世纪,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您心中常常想些什么?是什么因素使您在软禁中安度50年?” 

    答:“这是上帝的意思,我非常感谢上帝。我这个人很不安静,没有这个事情我也许不知会闯出多少祸来。我是个很会闯祸的人,尤其这几十年,把我的性情磨炼了很多。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大的好处。我看书读书,这是上帝对我的恩典,让我安静这么多年。我的妻子曾经说,要不是这样,你不知会闯出多少祸。”

    张学良赴美探亲三个月中,在老朋友贝怡夫人家中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张学良接见了许多重要人物。

    贝夫人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那次汉公真应该回祖国大陆去,我劝他时说:‘我陪你回去。’他很想家,离开那么多年了。他多次和我谈到,到外哪能和家里比,在祖国大陆有很多人对他很好,对他还很想念。他老早就对我说赵一荻身体不好,动过好多次手术,赵一荻不去大陆,他当然不能去了。他走得动的话,应该去看看,现在恐怕不行了。上回我看飞机票都已预备好了,他大概忽然间打不定主意。我认为少帅是很有主见的人,也许是赵一荻不回去,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

    被幽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终于获得了自由。1991310日,他得以携夫人赵一荻去美国探亲访友,这立刻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飞抵美国后,他们先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和分别多年的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儿子张闾琳及儿媳妇陈淑贞等团聚。46日,赵一荻因身体不适,停留在洛杉矶儿子张闾琳家里,而张学良则由孙子张居信陪同,悄然飞往美国东部的城市纽约,继续他的访友活动。

张学良丢下赵四小姐在旧金山,自己到纽约,在他的“最爱”蒋士云(贝祖贻妻)家中住了三个月。赵四小姐对张学良去会蒋士云确实痛心。当她看到郭冠英在纽约拍的唐德刚、张学良与蒋士云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后,也很讨厌郭冠英了。

    在这里,张学良再一次会见了唐德刚教授。这是张学良来纽约后最高兴的一件事。

    张学良下榻在纽约曼哈顿中区公园大道的一幢巨厦里。那里是他从前在北平时期的友人、著名银行家贝祖贻夫人的家。张学良秘密飞到纽约之后,始终保持着低调,不肯轻易抛头露面。同时也谢绝了许多中外友人的宴请和公开的演讲活动。在纽约张学良只与少数几位旅居美国的东北旧部及亲友见了面。这其中就包括与他感情相投的唐德刚教授。

    唐德刚的家里,是一个书的海洋,特别是在唐德刚四壁排满书架的大书房里,更让张学良感到如坐在书城之中。

    “太好了,没想到你的书比我的还多啊!”张学良很兴奋。

    “不,我的书虽多,却比不上先生的珍藏珍贵。因为先生那些图书,大多是经历战火兵燹的迁徙才最后运到台湾的。您的那些图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物啊!”唐德刚为在新泽西家里接待张学良而感到高兴。

    “有河水经过的家宅,更富有诗意。”张学良坐在窗前,从这里可以隔窗望见那条从宅前潺潺流过的哈德孙河。

    “老先生当初我是含着眼泪离开台湾的。想起离开时的心情,我真想哭,因为我那时正有许多问题向老先生请教呢,可惜我不得如愿。现在,我们都有时间了,身边也没有特务监视偷听,完全可以畅所欲言了。”唐德刚多么希望利用此次张学良到纽约做客的机会,再将他们一年前在台湾曾经中断的历史口述继续下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学良却没有继续深谈历史的兴趣。对唐德刚询问的生日问题,张学良只做了一般性的回答。张学良说:“所有关于我生日的说法,其实都是误解。我的生日,其实是在63日啊!”

    唐德刚微微一怔。熟知中国历史的唐德刚不会不知道63日这一天!1928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那天恰好就是阳历63日!

    192863日,作为东北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正在北京顺承郡王府里为自己“暖寿”。是夜,北京城里实行宵禁。从中南海到前门火车站的长安街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子夜015分,一列由汽车组成的长队由中南海直驶前门火车站。从第一辆车里走下来的是安国大元帅、奉系军阀张作霖。他身穿蓝色大元帅礼服,腰佩长剑,仪容严峻,但是熟知内情的人都看出张作霖此次关东之行隐含着可怕的危机。在包括张学良在内的高级幕僚的簇拥下,张作霖愁眉不展地登上了慈禧太后曾经乘坐的“蓝纲”专列。一年前的616日,张作霖以北洋政府安国军大元帅的名义,踏进碧瓦红墙的中南海的。而今仅仅一年的光景,他就在奉系内外交困的危局下,仓皇离开北京,返回奉系的老巢沈阳!

    在漆黑的夜幕下,张学良在月台上凝望着隆隆远去的专列发呆。他的心里沉甸甸的。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对日本政府以“满蒙悬案”压迫张作霖交出兵权始终心存疑虑。所以当张学良由车站回到中南海的万字廊时,发现副官吴泰勋正在室内扶乩问卜就心有异动。张学良一贯对占卜不感兴趣,可是此时他却鬼使神差地命令副官为他卜一卦:“吴泰勋,替我乩乩大帅此行的吉凶祸福!”副官应命,不久在他那乩语上批出四字:“大帅归矣!”

    张学良看后只是不以为然地一笑,说:“此卦不灵!‘大帅归矣’实在一句废话。谁不知大帅已经返回沈阳呢?当然是归矣嘛!”

    可是,次日(64)凌晨6点钟,张学良忽然在中南海接到六姨太寿夫人从沈阳打来的电话,告知:“汉卿,大帅的专车被日本人炸掉了......

    原来张作霖已死!张学良听闻沈阳的噩耗,犹如霹雳击顶!父亲居然真的归矣。他蓦然想起昨夜副官吴泰勋所占的一卦,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中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他没有想到父亲会在这个日子里死在日本人之手,痛楚万状之余,他险些跌倒地上......

    所以在此后若干年间,张学良发誓不过生日。因为他感到阳历63日,对他来说是个肝肠寸断的日子。以后遂以61日来作为他的生日。

    “哦,原来如此!”唐德刚本想在酒席过后向张学良重提口述历史的要求,但是,他没有急于求成。唐德刚认为张学良在纽约至少要逗留两三个月,他有充分的时间向老人请救历史。然而,让唐德刚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准备和张学良重开历史对话的时候,机缘已经从他的身旁悄悄溜走了。因为另一位学者对张学良历史更感兴趣的学者,已经悄悄走近了这位东北军将领,致使唐德刚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从此无缘了。

    (大概和台湾当局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让他不要和亲共的唐德刚口述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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