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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当官:千古之荒唐创举 (2017-12-12 10:49) 该日志已被推荐

抽签当官:千古之荒唐创举

冷月无声/文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荒唐的朝代,各类荒唐事层出不穷,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丕扬就曾设计出一个抽签当官的制度—掣签法。乍一看,这个制度简直荒唐之极,但这个抽签当官的制度不但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遭废弃,反而被后来的满清统治者所沿袭。个中缘故,着实令人玩味不已。

1掣签法—抽签当官

抽签当官,在当时被称为掣签法,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创立。即明政府主管人事的吏部在对官员进行选拔任用的时候,预先把地区、官位等信息写在竹签上,装入一个桶中。之后,集合候任官员们,一律以抓阄撞大运的方式,抽签选出自己的任职地区及官位。抽到肥缺,是你的运气;抽到苦差事,算你倒霉。这样,任你是才高八斗的能人,还是一无是处的笨蛋,哪怕是背景深厚、朝里有人的“衙内”,也得各安天命,全靠运气。清王朝建立后,继续沿用此制度,外省官员分配任用,还是由吏部以掣签分配任命。

当官靠运气,岂不荒唐,制定这个制度的人脑子进水了?事实绝不是这样的。首先,孙丕扬绝非二百五,此人端的是正直、清廉、有作为的一代名臣。根据《明史》记载,孙丕扬为官时,曾得罪过高拱、张居正、冯保这三个权倾一时的权贵,长期担任过刑部、吏部两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七十有八”仍“白首趋朝”,《明史》评价他“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存在的,往往有其合理性。《明史·孙丕扬传》道出了抽签当官的缘故:“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

孙丕扬任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员升迁大权,官员们都畏惧他的刚直公正,不敢走他的后门。不过,孙丕扬虽然公正秉直,但却对站着的皇帝—太监,颇为无奈。明朝的太监权倾朝野,最喜欢干涉官员任免,大明朝的要害岗位几乎都被太监安插的人霸占了。孙丕扬想打破这种僵局,破解日益壮大的官场内部“关系网”,但他根本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斗不过不男不女、飞扬跋扈的权贵太监集团。于是,孙丕扬只得实施官员任命一律靠运气的掣签法,以此来扭转权贵把持官员任免的局面。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孙丕扬的位置,就会发现掣签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正如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一书中所指出的,“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严重程度。 

2、朱明王朝极为疯狂的买官鬻爵

在孙丕扬发明掣签法之前,明朝的吏治已经极其腐败荒唐,权贵肆意安插心腹、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这早已成为帝国官场流行已久的潜规则。吏部官靠卖官发财,礼部官靠科举获利,百官早已心照不宣。

据《明史》载,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操纵官吏选拔、升迁,凡是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福建有个叫宋彰的小官,以贪污来的数以万计的官银行贿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大名鼎鼎的名臣于谦就是因为两袖清风,不屑与之为伍,不肯给王振行贿,竟被王振罗织罪名打入死牢,经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才得以活命。

嘉靖朝的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这才当上了内阁首辅。掌权后,严嵩开始以卖官收回其买官的投入,“官无大小,皆有定价”,普通文官州判定价白银300两,吏部的官职要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猛增至1.3万两。严嵩被罢职抄家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官大贪,小人物也自有手段来谋取乌纱帽。当然,最终的这一切投资与获利,都要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头上。明朝小说《醒世恒言》中就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潜规则,名曰"飞过海"。小说是这样介绍的: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

总之,明王朝上至太监、宰辅、掌管人事任命权的吏部官员,下至各级官吏以及各类有志为官者,都围绕官员任免这个主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堪称既得利益集团。

3、大智大勇孙丕扬

“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 明史·王宗茂传》)。这段话,真实反映出卖官鬻爵给国家黎民带来的致命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孙丕扬搞的掣签法,在试图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前提下,以造成一定程度的吏治混乱为代价,在他主管的吏部的范围内,减轻了放任营私、卖官鬻爵所带来的祸国殃民。当然,掣签法绝不可能杜绝权贵肆意安插心腹和卖官鬻爵,仅仅是在吏部这个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已。尽管这样,明王朝的吏治在客观上还是比以往“公正”了些。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命好,遇到一个好官,日子也就好过些;如果命运乖张,遇到个昏官、坏官,那也是命里该着。总之,为了达到这个有限的目标,孙丕扬其实也大大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断了一大批权贵的财路,担了很大的风险。没有过人的胆识,很难做出这个决策。

《明史》对于掣签法,比较公允地给与了如下评价,“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就是说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时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而善于吸取明朝灭亡经验的清朝统治者,依旧沿袭了掣签法,也从反面说明实施这套制度还是有必要的。

最后,顺便多说几句,孙丕扬是陕西富平人,当地至今还流传孙丕扬刚正清廉、不嫌妻丑、宝贝女儿竟嫁给平民等传说,着看来这个地方真是出人才呀。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面对当年孙丕扬所面对的困局。各类职位被组织内定、待价而沽的现实,也早已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潜规则,公检法工商税务这些所谓肥缺,已然成为利益链条上一个个红艳艳的桃子,只不过能否摘到桃子,往往不取决于才干学识,而取决于背景和财力。百姓阶层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神话一样遥不可及。面对困局,到底是古人的办法多,还是今人的办法多,我们还真得好好地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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