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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及其实践质疑 (2013-7-10 11:04) 该日志已被推荐

《选举法》及其实践质疑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的选举质量和性质直接关乎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质量和性质。《选举法》及其实践状况不可等闲视之。如果《选举法》不能符合和体现《宪法》的相关规定,它必然应当继续修订。这大约是最简单而直接的“政改”。(本文已发“博客中国”“中国网专家博客”“正义网法律博客”等)

这里所说,已憋在心里很久。因为自打笔者成年以来,只获得过一次“选民证”,但又因全然不认识墙上贴着名单的“候选人”究竟是谁,从未谋其面闻其声,所以无奈而懊恼地弃权了。因为领导教导我们要“投下神圣一票”,所以不敢稀里糊涂乱投票——这是在上世纪“文革”结束后的事儿,当时似乎很认真,还设立了彩旗飘飘的投票点。此后不知怎的,就从未见过“选民证”和如上世纪那样大张旗鼓的选举场面。

而我们看到的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3%以上皆各级各类官员、国企领导等;截至2012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开会,代表成分有所改变,算是有进步吧,但各级各类官员仍占80%以上(笔者抽样统计过几个地区,挨个儿数下来)。于是心里总犯嘀咕:这就是如杨晓青之流的“学者”们所鼓吹的中国特色无比优越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在哪里?

2010年3月14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选举法》的第5次修订。我们看到在体现地区平等、城乡平等、同票同权等诸方面一次比一次有所进步。官媒和“人大代表”评述备矣,不再罗列。此所谓“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实是,《选举法》文本进步了,实际生活中大张旗鼓的公开选举过程却越来越淡化,媒体对两会报道热火朝天,但对此前非常重要的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过程的报道却“不屑一顾”,罕见报端。这是为什么?为何对“选举”这样的大事表现出如此的“集体无意识”?是无法报道,无法关注,抑或……?

这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几点质疑,希望真正的“人大代表”们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尤其执政党有所关注和考虑,更欢迎广大读者有所思考和探讨。

《选举法》第一条阐明:制定本法的依据是《宪法》。我们姑且不说“宪政”了,就说习主席宣示的“依宪执政”,看看《选举法》是否符合和体现了《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一、毫无意义的“适当数量”和无法定义的“基层代表”

众所周知,“适当数量”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不确定表述,我们熟知在讲解烹饪方法时常常说“味精、糖适量”,究竟多少呢?“看着办”吧,便宜行事。因此,把“适当数量”用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倒是显得非常不“适当”,甚至令人哑然失笑,因为它毫无可操作性,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

针对几乎全民诟病的全国人大代表“官、民”构成比例竟然是各级官员占90以上,《选举法》修订时做了如下“修订”:“……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这一修订看似“进步”,其实形同虚设。试做如下分析:

1、《选举法》继续回避“官、民”这一极其重要的本质区别

《宪法》第二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请问,这里的“人民”是指在任“官员”吗?

从广义的“公民、人民”概念来说,“官员”自然也是公民、人民。但“人民代表大会”之“人民”是一政治概念,我们不能取其所需仅从语义学层面来阐释。在这一概念中,“人民”当是毛泽东曾经回答黄炎培关于“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周期率”时所说的含义:“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人民”难道是指正执掌某部门、地方之权力的“官员”吗?难道是说让“官员”来“监督”自己所在的政府吗?一些向来高举马列毛大旗恶批“宪政”的“学者”们能否做出回答?

笔者认为,《宪法》和毛泽东所说之“人民”当指“官员”以外的平民,否则如何理解“人民监督”?即便将“官员”也视为“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在人民中自然是少数,那么在人大代表中官员也应当是占20%左右的少数,这才是合理的、符合逻辑的、公正的。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才名副其实。否则,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在任官员为绝对主体聚集一起开会议政就叫“人民监督、人民当家作主”?诚如是,所谓“人民民主”何在?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制度”,那么,笔者只有一声叹息,从此闭口,啥也别说了!

2、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定义“基层代表”?

前文已述,“适当数量”的表述毫无意义,无法操作。不论全国人大还是地方人大,在各级官员、老总为人大代表主体时,有三五个、六七个农民工代表或无官衔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代表,算不算“适当数量”?是多了还是太少?此其一。

其二,什么叫“基层代表”?从县市人大来说,基层可以是乡、镇、区、街道,而对全国人大而言,市县也就很“基层”了;此外,“基层代表”可以是“基层”的官员,也可以是基层民众,究竟什么是“基层代表”?如何定义?如此表述是有意“模糊处置”还是真的缺乏法律常识?

不是笔者抠字眼。事实是,这样的《选举法》导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80%以上皆为各级各类官员、书记、国企负责人,其中不乏省市级乃至中央一级官员。这样的“全国官员代表大会”如何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如何行使对政府的“监督”?——自己“监督”自己?为何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之立法,在我国千呼万唤十几年始终无法出台?个中缘由难道不与各级官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主体密切相关?人大代表如此构成如何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人大代表官民比例倒挂的直接结果,便是底层民众合理的强烈愿望与诉求无法在地方乃至全国人大会议、立法上获得表达和体现,对官员和政府的“监督”“审查”形同虚设。最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曾几乎涉及全国的出租车行业垄断、盘剥并导致罢运风潮事件,出租司机的诉求在各级人大会议和立法上从未闻其声,至今怨声载道;在旅游行业中,政府向民众出苦力运营的某些项目收取莫名高额费用(并非正规纳税)损害当地百姓权益,百姓呼声无法上达人大会议,而当部分百姓欲运用法律手段欲进行合法“民告官”提起行政诉讼时,则立刻遭到“维稳”打压……呜呼!如此“人民当家作主”!

因此,按现实中“官、民”比例定出基本百分比,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代表中的“官民比例”,这才能符合和体现《宪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适当数量”纯属无稽之谈,可以说是立法中的笑话。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如真正“依宪执政”,从认真修订《选举法》开始,因为它直接关乎《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规定的落实。

二、如何“依宪执政”,让每一位公民可以切实行使“选举权”并享有“被选举权”?

一部《义务教育法》基本而实在地保障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没有成为空话和摆设,而某些家长因阻挠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获法律惩处的案例已不鲜见。那么,我们的《选举法》保障了所有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2010年修订《选举法》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如今已超过3亿),再包括因创业谋生等各种原因而异地居住的人,推算约有4亿公民无法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这应当不算夸张。那么,2010年修订《选举法》考虑了这一重要因素吗?这些远离家乡打拼生活的数亿公民最终被谁“代表”了呢?

诚然,《选举法》第四十条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这似乎可以视作考虑到数亿外出打工谋生和异地居住公民选举权的落实——但是,这数亿外出谋生的公民获得了户籍所在地选举委员会有关选举事项的正式预告了吗?《选举法》规定了选举委员会这方面的告知义务和方式了吗?如此多的选民不能参加选举,我们的选举过程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为何即便在户籍所在地常住的公民也往往见不到“选民证”和“投票点”呢?如何“依宪执政”,让每一位公民可以切实行使“选举权”并享有“被选举权”——这难道不是《选举法》表现出的涉及数亿公民权利的极大漏洞吗?

三、对“候选人”未见其人、未闻其声,选民如何选举自己的“代表”?

尽管《选举法》对人民代表正式候选人的产生办法有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但并未对公布的范围、方式作出具体要求。也就是说,在某个几角旮旯公布一下也可以算是“公布”了。这样的法律漏洞导致许多公民根本未知“选举”这回事,“选举”已经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诚然,《选举法》也有关于“人民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这样“弱弱的”表述或曰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一个“根据选民的要求”就使这一“见面”成为可有可无的非必须程序,否则我们要问:如果只有一两个选民知道《选举法》有这样的规定而提出要求,选举委员会能组织“见面”活动吗?若能组织,那该在怎样的场合见面?其它公民、媒体可否公开监督和参与?有关投票选举的报道有所见闻,但为何“人大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互动的相关报道少之又少?2011年搜索大约尚可找到十多条,可2012年竟只能搜到可怜的几条报道,中国何其之大,网站何其之多,为何唯独这方面信息匮乏到个位数?全国城乡究竟有多少选区组织了这样的“见面会”呢?

区人大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而即便“见面”,当某某书记或这个那个“长”作为一个地方“人大代表候选人”坐到台上与他的选民见面时,我们已经分不清他是在回答选民问题还是在做施政报告了。哦,他将“代表人民”去“监督”自己和政府!我们的人大代表竟主要由这些大小“官人”组成。呜呼,“人民民主”!

书记当人大代表候选人

无疑,是否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互动列为必须程序,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民立场”如何和价值取舍。而在怎样的范围见面,是否对参加见面的选民有所选择取舍,则又是一个极容易藏猫腻的坑。

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某些行政部门等,“选举过程”还是存在,所谓“公布候选人”有的也做了;然后基本“程序”是,给户籍在本地的职工发一张选民证,接着按某种暗示或要求在选票上某名字前画圈交上(一般是本单位或集团、本区的领导为主)或“投票”,这就是“选举”。此类故事多次听到在职人员描述。长此以往,人们已无法把“选举”当回事了。人们对“选举”一般付之一笑,曰“就那回事儿”。这是《选举法》实施的实在情形。

笔者认为,如果真正尊重民意,就必须在本地公共场所并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让候选人同广大选民见面、互动,回答选民问题,使其成为必须程序。对于人民代表候选人,选民必须见其人、闻其声,而后才可能开展稍稍负责任的“投票选举”。即使某些大型企业成为法定某“选区”,其投票点也必须设在公众可见的场所,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这才基本上可称为“选举”,否则只能视为不负责任的乱投票抑或暗箱操作。

四、结 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对《选举法》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岂可等闲视之?因为人民代表的选举质量和性质直接关乎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质量和性质。

1、“人民代表大会”绝不应当是“官员代表大会”,否则,是对“人民”的歪曲和亵渎。“人民代表”的主体应反映社会现实,即无官衔平民代表应成为“人民代表”的主体,“官民比例”应与社会现实成正比。否则,《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庄严规定将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装饰品,实际结果则是广大人民诉求无法体现,“人民监督政府”成为空话,人民在官员眼中只是“三低”屁民(见文末相关引文链接);官员只唯“上级”马首是瞻而很少重视人民疾苦成为必然,“官员代表大会”对自身的“监督”必将使腐败继续蔓延。网民反腐有成果,人大会议却从未见主动揭露腐败“弹劾”官员就是有力的例证。

2、《选举法》如果不切实考虑保障数亿农民工和异地谋生之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落实,如果没有具体保障的操作规范,如此忽视数亿公民权利、由“全国官员代表大会”通过的《选举法》存在有何意义和合法性?

3、让“人民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互动,必须成为必要程序,而不是选民要求不要求的问题,且应主动接受媒体和更多选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否做这样的严格规定直接反映了立法者的“人民立场”和态度——试想,如果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互动不成为必须程序,如果选举投票点的设置没有规范,如果投票过程不能公开接受公民和媒体监督,这样的选举会产生和已经产生哪些“走过场”和“暗箱操作”问题,这已经无须笔者列举,不少民怨极大的腐败官员乃至涉黑“企业家”曾堂而皇之地成为“人大代表”甚至“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对《选举法》和选举实践最好的批判。

《选举法》值得推敲之处还很多。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党就应当“领导”好《选举法》的制定和实施,而不是让它成为漏洞百出、难以实行、不符合实际和人民意愿的摆设,使《宪法》的规定落空,使政权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受到质疑。□

2013年7月9日   

相关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3、应学俊:试看《求是》石平眼中的“网络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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