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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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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有一位代表为下岗工人说话”谈起 (2014-3-14 00:43) 该日志已被推荐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在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设定上,推崇机械地与社会结构“同比例原则”固然不行,因为这完全有可能会与“广泛代表性原则”发生冲突。但是,不机械推行“同比例原则”,就应当推行人大代表“官、民”构成比例与社会现状形成“反比例”吗?(本文已发“中华论坛”“凤凰博报”等)

2014两会已闭幕。今在网易博客看到“寒江雪”一则短博文《只有一位代表为下岗工人说话》。文中引述中国经济网的一则报道如下:

那辉,黑龙江全国人大代表,工人中国经济网3月6日讯(记者 倪伟龄 专栏)在黑龙江代表团的队伍中,有一位身穿旗服梳旗发的女代表格外引人注目,她叫那辉,50岁,满族人,是黑龙江省安达市红星集团储运部的一名工人。

作为工人代表,那辉特别想为基层工人说几句心里话:“我身边有好多40~50岁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这个年龄段的下岗职工要想再就业特别困难,他们有些甚至没有钱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心保),退休后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说到这里,那辉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些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企业,这些职工下岗后即没有学历又没有农民工的体力,技能单一,上有老下有小,靠他们自己改变生活现状很困难。”——中国经济网记者翻开那辉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她为工人呼吁的建议。从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天开始,那辉年年在为全国人大分组讨论会议上为工人呼吁……点击那辉

那辉代表所言,当下大约50岁以上国人都很清楚——“下岗工人”中除了少数因祸得福的强者,目前大多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有的非常潦倒,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确实是个涉及千百万人的大问题。

一、前后两个“30年”的“下岗”现象告诉我们什么?

“下岗”,是“创新”出的好听说法,实质即失业——是上世纪90年代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经济结构解构与重组所带来的必然产物。

众所周知,当初对一些国企倒闭、转让而带来的职工失业安置方面并无多少法规可循,各地处置方法各异,有做得稍好些的,大多即发点钱“买断工龄、两不找”走人。在端惯了“铁饭碗”而当时并无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带来的震荡性后果可想而知。

随着“铁饭碗”概念的逐步消失,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工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随着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下岗职工”的说法也逐渐淡出。但当初“下岗职工”的遗留问题是历史形成,国家不应将他们遗忘,国家改革的代价和“阵痛”不能全由他们承担。“下岗职工”不公待遇现象的存在,是我国法律法规、意识形态中长期以来忽视公民个人权益保障、一味强调“奉献”国家和集体、公权与私权地位不平等的结果。这是有历史性的。因为职工突遭“下岗”,其实并非改革开放才有

早在前30年极左路线下“大跃进”“大饥荒”造成国家经济危机而被迫进行全局经济结构调整时,也出现了全国1700多万工人一朝“下岗”的情形(那时也有创新的说法,叫“精简职工”,因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的)。而当时的“精简”,连“买断工龄”这样的待遇也没有,大多农村来的回农村去,也没什么补偿;而城市职工被“精简”后却更惨,因为无土地可耕种,而个体经营工商也有诸多限制,弄不好就成了“搞资本主义”,那就倒霉大了,这使得有的家庭确实极端困难,乃至衣食无着……这一切自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只不过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国人在那样的年代谁也不敢发一句牢骚罢了。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发现,直到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还有出台一些文件解决“精简职工”带来的老问题。面对当年1700多万职工迅速“精简”一刀切完事,外加近千万城镇人口迁移下乡落户当农民,毛泽东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便是“前30年”毛时代的“下岗”和“移民农村”的经济调整运动。

是的,人民很好很听话,可国家为他们想得太少!不知毛那时还记得他说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不知他可曾想过:一个职工被“精简”,对于他们的家庭和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说,与天塌下来有何区别?一句“我们的人民好啊”能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大跃进”领导拍脑袋决策的失误和失败却要这么好的人民来埋单?

前后两个30年的“下岗”现象都说明:没有真正的民主、法治(宪政)作为制度基础,就不可能形成科学合理、相对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公正;事实证明,靠领导人的口头美好宣示,并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无法保障老百姓“美好生活”不会像瓷花瓶般被一朝打碎。

二、领导干部应与“下岗职工”分担改革的“阵痛”和成本

国家调整、改革,社会转型须付出成本,国家不可能把“下岗职工”完全“包下来”,一部分人民可能需要与国家共同承受历史的“阵痛”,善良的人民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国家不能无视历史的形成和现实的困难,政策应当对为国家转型付出牺牲的人有明显的保障性倾斜。这才符合逻辑和情理,彰显公平和公正。

现在自然毕竟不同于前30年一刀切“精简”了事,国家在这方面还是有所动作,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止一次说到,但无疑做得还很不够;否则,人大代表那辉不会说出那番话来,笔者身边所见也证明了那辉代表所说而尤其让“下岗职工”和老百姓不满乃至义愤的是:下岗工人生活、就业艰难,即便再就业,仍然要背负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沉重负担,这就是那辉代表说到此为何会流泪的原因!可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队伍却日渐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三公消费天文数字,公车越开越豪华,各级领导干部待遇以及名正言顺数字惊人的“职务消费”扶摇直上,有些简直无厘头,甚至有干部因公款吃喝饮酒过度而“殉职”!从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元,增幅达87倍(2011年飙升至9000亿)。2003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9.03%,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24%。至今,某些地方政府在“三公消费”以及“职务消费”方面的信息仍然不敢公开或只公开笼统总数。民主监督从何谈起?为何会如此?

国家的困难、改革的“阵痛”和成本,作为国家管理者的领导干部们难道不应与“下岗职工”分担?十八大以来,这方面有所改变,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但毫无疑问,应当和可以努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一些接近或已进入晚年的“下岗工人”生活将更加艰难,他们为改革开放做出了牺牲,在他们自己努力克服困难的同时,国家政策理当为他们有更多考虑;三公消费、职务消费降下来,若分出一部分用于“下岗职工”,这难道不也让他们享受一把“改革的红利”?

三、为何“只有一位代表”为下岗工人说话?

“下岗工人”知多少?据2002年十六大新闻发布会公布,是2600多万,当时说有17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说明“党和政府”尽了很大努力。这固然不错。可还有没能“再就业”的900万下岗工人怎么办呢?现在还有多少人处于准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呢?未见再有报道。随着他们将进入或已进入老年,未能“再就业”或重新“失业”的那些原“下岗工人”生存状态可以想见。他们的处境与当年未被“下岗”的那些职工相比,显失公平。

所以,对于那辉代表的话,许多人反响强烈。“强国社区”有网友发帖:“那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说出了我们下岗工人这些年来的心声!”还有位网友说了如下图的一段话:——(点击这里:核查来源


于是,我们无法不想到一个问题:近3000全国人大代表,为何“只有一位代表为下岗工人说话”

其实,涉及底层百姓的老大难和严重扭曲社会正义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全国各地出租车公司的垄断经营和霸王条款及黑幕问题;许多地区在征地补偿方面对失地农民补偿过低农民生计后续无继,而土地出售却拍出天价,公权私权显失公平问题;官商勾结暴力拆迁引发冲突,百姓依法维权难的问题;城管暴力执法问题;公权力为“维稳”非法打压上访民众问题,等等等等……这些屡见不鲜引起社会动荡的问题都不能或极少进入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建议和访谈话题中,即便有所议及,但往往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

无需笔者多言,我们看一看那辉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的构成,就可大体明白了(仅供参考,统计若有少许误差在所难免,随时修正;数据来源,见文末资料索引)——


笔者并不是说,凡官员、董事长一概都不是好人,都不关注平民百姓和底层民众;相反,像中国首善曹德旺等等这样有正义感、责任感的实业家富人当人大代表又有什么不好呢?但我们又不可否认,落马的那些“老虎苍蝇”又有几人不是曾经的“人大代表”?甚至不还有涉黑涉黄的头目?名噪一时的东莞扫黄,揭出“色情之王太子辉”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就连最近落马的“富人”刘迎霞、刘汉似乎非人大代表,但不也都曾是显赫一时的省或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四、人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如何彰显“核心价值观”,迈开科学发展与变革的步伐?

笔者并非“民粹主义”者,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并不排斥“精英政治”的合理性;但从公平、公正、民主、科学的角度而言,从咱国家一向标榜“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核心价值观”而言,咱们的人大代表构成,为何不能相对合理地反映社会中“官、民、贫、富”的客观比例?

诚然,笔者此说并非主张机械推行“同比例原则”,因为如果把“同比例原则”推到极致,它很可能会与“广泛代表性原则”发生冲突。但是,不机械地推行“同比例原则”,就应当推行人大代表“官、民”构成比例与社会现状形成“反比例”吗?人大代表的构成为何不能使无官衔“平民代表”更多一些?像那辉等这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正义感、责任感和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的“平民代表”为什么不能更多一些?非官即富的“人大代表”真的是平民百姓选出来的吗?倘若来自一线无官衔“平民人大代表”能占到全国人大代表的50%以上,难道不会使全国人大开会的议题更“接地气”而使底层民众的正当诉求更多地进入人大议题?难道这不将使“人大”更具有名实相符的人民性?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正在有所改变,但是,人大改革的步子太小,小到如三寸金莲的步履。上届全国人大,3亿多农民工有了3位全国人大代表,这当是进步,很“火”了一阵;今年,央视敬一丹“高兴地”告诉我们,农民工代表增加到31位,可想到31:300000000,还是使人哑然失笑(据说现在农民工是2.6亿)。而偌大黑龙江省黑土地上2000万农民到北京参政议政的代表竟然也只有1~2位,可官员、董事长总经理们却占了83个席位!“精英政治”做到这个份儿上,不知离“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观”之“民主、平等、公正”是太过遥远还是背道而驰?

为何困扰基层民众、农民、下岗工人、各种自由职业者的诸多问题和利益诉求久久得不到有效解决?为何国人呼唤二十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久久不能实现?为何近3000全国人大代表只有一人为维护下岗工人的合理权益说话?仅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来看,原因难道不很清楚吗?

人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选举法》的进一步修订,何时才能从人民的向往和福祉出发,从“核心价值观”之“民主、平等、公正”出发,真正实质性迈开它科学发展与变革的步伐?

2014年3月13日   

【参考资料索引】

1、人民网:那辉代表:应加大对下岗工人帮扶力度

2、文中所引“强国论坛网帖”(点击这里浏览)

3、“大跃进”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壮士断腕(凤凰网历史频道)

3、黑龙江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及职务(93名)

4、新华网:“三公消费9000亿”?辟谣还盼拿实据

5、应学俊: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什么?

6、应学俊:《选举法》及其实践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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