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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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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2.0版本”的民主幻象 (2014-4-04 02:13) 该日志已被推荐

“新权威主义2.0版本”的二律背反

——与萧功秦教授商榷之一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萧功秦教授认为当下的中国改革已经是邓公改革的“升级版”——“新权威主义2.0版本”,他认为总有一天“2.0版本”会向民主转型……如果说“新权威主义”还有转型“民主”的一丁点儿可能(如蒋经国),而照“2.0版”实行下去,恐怕一丁点儿可能也没有了,那倒真的是“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因为它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皆二律背反,压根儿南辕北辙。(本文已发“影响力”“博客中国”等)

十八大后习李等履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发布。随后,新一波“新权威主义”思潮再次涌动,“顶层设计”一时成为热词。华东师大刘胜军教授撰文,题目直接就是《新权威主义与重启改革》,可谓点睛。

萧功秦教授萧功秦教授是我国“新权威主义”论的领军人物,最近又发新作《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凤凰周刊》2014年第4期),以“问题倒逼改革”为新的立论支点,再次鼓吹“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称当下中国改革是“新权威主义2.0版本”(萧称邓氏改革为1.0版本),并论证新权威主义可以甚至“必然”转向民主的预期轨迹,鼓励人们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民主转型”的来临。

不论专家学者如何论述,出于历史和实践的镜鉴,笔者对“新权威主义”是警惕的,因为它不仅是不同程度专制主义的翻版,而且实在与“独裁”仅一步之遥,岂能不警惕?中国吃专制独裁之亏历史太长了。笔者2012年就曾撰文《“新权威主义”与“既得利益集团”》。如今,面对萧功秦教授所言“新权威主义2.0版本”(以下简称“2.0版”),笔者仍然无法不表示深深的怀疑。萧教授“2.0版本”新论中自相矛盾、二律背反之处是不少的。我们选几点稍作剖析,也与萧功秦教授商榷。

一、断论“新权威主义”必然向民主转型,依据极不充分

萧教授立论立论依据是: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把握“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萧教授还令人匪夷所思地直言:“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

“问题倒逼改革”的确是一种务实的理念,它显示了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但是,逻辑和实践都告诉我们:“问题”必然会产生“倒逼”威权当政者之势,这无疑;但是否一定能“倒逼”出“改革”,这却是很不确定的——因为,当威权者从主观意志出发,把“威权地位”的占据视为最高原则时,能“倒逼”出什么来,谁能确定?但历史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上世纪蒋介石大陆政权是地道的威权政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党国党军一体),有多少要命的“大问题”每时每刻“倒逼”着它,它改革了吗?“自我更新”了吗?向“民主”转型了吗?我们看到的是“问题倒逼”他愈加拼命“维护威权地位”,暗杀民主人士,镇压民众游行示威,和中共搞假和谈真备战,最终国共兵戎相见;而“倒逼”出蒋经国反腐败“打老虎”也是最终在真虎面前无奈止步。为什么“问题倒逼”不出改革和“自我更新”?因为蒋介石把“威权专制地位”视为不可动摇的第一原则(而不是百姓福祉和民族振兴)。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无疑是威权政治的软肋。而去掉这根“软肋”,一段时期真正过渡性的“权威主义政治”未必不可行。

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革命”的“新权威主义”,威权领袖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则是这种威权的自画像。威权领袖的错误决策导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诸多问题也在“倒逼”,但“倒逼”出了什么?不仅没有纠“左”,反而更左(反右倾鼓干劲),使原本“大跃进”错误雪上加霜,终酿成共和国历史上数千万国人饿病而死甚至人相食的大灾难;而对最高权威领袖提出了一些并非过分看法的国防部长、省长们却遭撤职、整肃;这还不够,以致最后“倒逼”出10年“文革”大动乱、大浩劫——很奇怪,在并无丝毫“民主化”运动踪影也非战争状态下,竟然也可以出现比当下埃及、乌克兰、泰国波等澜壮阔N倍的大动荡,数百万无辜平民和曾经小有“政治异见”者在动乱中殒命或被整肃。看来,当“威权”毫无约束,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时,能带来社会大动乱的还并非被某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的“民主”

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方面镜鉴很多,无须一一铺陈。所以,用“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作为“新权威主义2.0版本”必然要“转向民主化”的立论依据是极不充分的。

而萧功秦教授的“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当政者才会考虑推行民主”——这就更加搞笑了。主政者感觉“安全”,那必然是听不到民主的各种诉求,抑或只听到一些建立在“臣服、拥戴”基础上的嗡嗡,或曰上几份“奏折”而已。不然“安全感”从何谈起?威权领袖面对社会“平稳”百姓臣服,无压力无挑战,很“安全”,要费神劳力改革什么?若“问题”不是严重,矛盾并非激化,“倒逼”之说又从何谈起?我们不知,当主政者感觉很“安全”,并无“倒逼”之势,“自我更新”和推行民主的动力何来?难道没事找事儿?萧教授此说是不是不自相矛盾呢?

哦,萧教授说:“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从新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计划日程表。民主……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的,萧教授无异于在说:别担心,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耐心等待吧。要使威权执政者有“安全感”,他才会考虑推进“民主”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还要有几个“65年”这一天才会到来?中华民族究竟还想不想后发而崛起?中国许许多多正遭受不公和挤压的百姓能不能有这份耐心?不知萧教授还记不记得有“临界点”“抓住机遇”和“时不我待”这样的单词?

二、当下民主诉求仅仅是为民主而民主的“价值追求”而非“社会内在需要”吗?

萧功秦说:“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我们实在不明白萧教授此言是针对什么?请问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涉及“民主”的改革,有哪一点不是因社会发展多元利益之间的内在需要而产生?有哪些民主诉求仅仅是为了一种“价值追求”的浪漫?

不是农民为生计所迫“穷则思变”,哪来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危险摁下红手印,带头搞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如安徽芜湖卖瓜子的小商贩因致富而屡遭打压这类事件惊动中央,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怎么会有后来的发展势头?不是孙志刚之死为标志的人权、公民权利受到践踏,怎么会引起“收容遣送制度”是否违宪的讨论并最终废除?不是因“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诉求,我国《选举法》怎么会有后来的修订?……此类案例不胜枚举!难道此前中国有关民主的一系列改革不是因“内在需要”而产生,却是主要源于知识分子和大众对“民主价值”的理念追求而已?

请萧功秦教授用事实为论据说说:是中国现在“多元化”没有发展起“协商机制的内在需要”,还是两个版本的“新权威主义”强力遏制这样的发展?中国社会当下的民主诉求仅仅或主要是追求“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那么简单、那么“浪漫”吗?中国社会的民主诉求现在仍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拔苗助长”吗?‘

2.0版本”领导现正号召下“基层”,萧功秦教授是否抽空去山东平度、江西宜黄等等一类地方走走、看看、听听?再到那些农民失地补偿过低,虽未发生命案但仍有和平抗争的农民被拘押的更多地方看看、听听?萧教授是否不乘自己座驾而到有关城市打几次车与司机们聊聊出租车公司的垄断霸王条款?再走访走访那些上访与和平表达诉求曾被劳教和正在被“训诫”、拘押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至于各类民营企业家就更不用说了……萧教授“走基层”后再看一看想一想:当下中国社会推进“民主政治”依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拔苗助长”而缺乏充分的“内在需求”吗

我们不知一向治学颇为严谨的萧功秦教授是不是呆在象牙塔里埋头读写、冥思苦想或在各种论坛侃侃而谈的时间过多了点儿?像于建嵘教授那样到田间地头工地多走走吧,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他为何没有成为“新权威主义”粉丝。

三、二律背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必须的“两个重要条件”

萧功秦教授认为中国大陆发展民主的条件尚不具备,他提出要“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发展民主创造条件”,“有远见的政治精英还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提供两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一、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二、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笔者认为,恰恰在萧功秦所言“新权威主义2.0版本”下,这两个条件绝难提供或曰形成。

“新权威主义”追求的是铁腕稳定、意识形态“亮剑”、执政的“安全感”、反腐也好改革也罢,均由“顶层设计”,严密管控——可如此一切皆我正确,一切人均须臣服,“威权体制自我更新能力”从何而来?而萧教授所言“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需要的恰恰是宽松包容和依法而行的自由。“威权铁腕施政——社会多元试错——这难道不是二律背反?

尤其萧功秦教授说道“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未来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此说乍看不无道理。可萧教授可知道,现在即便想登记注册一个“非政治社会团体”也是难如登天的呢!此其一。其二,我们感到奇怪:既然社会组织对培育民主政治文化如此重要,萧教授为何特别强调“非政治”呢?“民主”原本就是政治范畴的事儿啊?人民参政议政为啥一定要是“非政治”的“社会团体组织”呢?萧教授此言是歪曲《宪法》了呀。哦,莫谈国是,可以“准风月谈”“准八卦谈”“准生意谈”,就是不能谈政治!萧教授这是要我们在非政治的语境中学习民主政治啊!我们不禁狐疑了:鲁迅倒曾有杂文《准风月谈》,这日子怎么又过回去了呢?我们稍微想想便可看出萧教授的用心良苦,一些人聚在一起谈政治,那多“危险”啊!那会使“执政者”缺乏“安全感”的!难怪现在对“聚集”现象如惊弓之鸟,特敏感。窃以为,按萧教授逻辑,大约也是赞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了,因为“异质思维”尽管富含创新因子,但也是使威权执政者感到“不安全”的呀。呜呼!如此“2.0版本”可以走向“民主”?!萧教授之论如何可以成立?

而“2.0版本”本身的悖论还尤其表现在反腐败问题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铁律。而“新权威主义”强调的正是“权力的威严和高效”(萧教授承认腐败和独裁难以避免),这种体制已使前后两个“30年”造就了腐败的一以贯之,且泛滥、渗透到社会细胞,执政党自己声称已危及自身存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去促进政治民主哪怕是“渐进式”改革进程的加速启动,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却一味推崇升级的“新权威主义”版本公然倡导社会团体应当去政治化,默认国人应当“莫谈国是”远离政治,以增加威权执政者的“安全感”,这对于促进民主转型和迫在眉睫的反腐败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引鸩止渴?严谨的萧功秦教授这是怎么了?

感谢萧教授并没有兜底否定民主的客观政治价值,感谢萧教授仍然认为“新权威主义”最终应当转型民主。但萧教授把“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和“威权体制自我更新能力”看作是“民主转型”必要条件,并声称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可据本文以上论述,我们恰恰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新权威主义”还有转型“民主”的一丁点儿可能(如蒋经国),而照“2.0版本的新权威主义”实行下去,恐怕一丁点儿可能也没有了,那倒真的是“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因为它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皆二律背反,压根儿南辕北辙。

当然,笔者此文并非说“2.0版本”没有主动改革靠近民主令人欣慰的目标设定,但目标和现实毕竟是不同的概念;以至于如何逐步转型等,皆非本文话题,它文再议。

笔者欢迎萧教授反驳本文,当然还是应理论联系实际,习主席也倡导文风要实,忌假忌空,要回应群众关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绿”。择时笔者当有与萧教授所言“2.0版本”商榷之二。□

2014年4月2日   

【参考资料索引】

1、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

2、刘胜军:新权威主义与重启改革

3、刘胜军:三中全会《决定》:雄心背后有难点

4、秦晖、萧功秦等激辩新权威主义:如何破解政府权责难题?(凤凰大学问沙龙)

5、萧功秦、朱伟: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答问录:痛苦的两难选择(1989.01.)

6、应学俊:如何看待几个国家的“民主之乱”?——兼与杨光斌、郑永年教授商榷

7、应学俊:“新权威主义”与“既得利益集团”

8、应学俊:这些问题如何“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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