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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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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治”的宿命与民主威胁论 (2014-4-17 09:55) 该日志已被推荐

“威权政治”的宿命与民主威胁论

——与萧功秦教授商榷之二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尽管“寿终正寝”是威权政治的必然宿命,尽管萧功秦教授断言“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别忘了,有些威权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他500年”的!因此,我们该怎样想怎样做?是设法给威权政治执政者以充分的“安全感”而等待它赐予“转型”吗?(已发“影响力”网等)

威权政治、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大体是一个概念,基本意思是“建立政治制度化的‘强大政府’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实现社会发展;强调威权体制及威权领袖的权威意义”。这种威权政体的共同特征大同小异:一个政党(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一个领袖(领袖权威至上乃至个人崇拜和迷信),一个主义(国家强力统一意识形态),党国、党军一体。在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如此“威权政体”历史上自然不少,蒋介石政权、前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多如此,更无须上溯更久远的历史和地理范围。

所谓“新权威主义”则被解释为:是一种向现代化、民主化“过渡”的威权政体——一般“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萧功秦、亨廷顿语)——这大约就是“新”,就是有别于广义“威权政治”之关键吧。但这一说法的脱离实际和不靠谱,笔者在《新权威主义2.0版”的民主幻象》中已作基本分析论证,不赘。

塞缪尔·亨廷顿“权威主义”概念滥觞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该书问世30多年后才被引进中国,当时适逢中国八九政治风波刚过去。萧功秦教授不遗余力阐释和鼓吹亨廷顿这一理论,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领军人物。然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并未有当政者首肯或承认自己是“威权政体”或什么“新权威主义”。

一、“威权政治”的宿命

萧功秦教授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了,就在他触及并在竭力倡导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亨廷顿先生已经在思考“转向”了——苏东剧变后,亨廷顿写出了《第三波: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一书。

该书对40年前(1974年)葡萄牙开启至1990年代苏东巨变的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运动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并从实践出发提出三种由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的方式:变革、移转和置换,并在最后一部分探讨民主转型后的回潮、巩固等问题。看来,亨廷顿并非“追风”而转向,而是从过去、当下和未来多维度看待“第三波”。亨廷顿“转向”,并认为这是世界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势,他直言:“无论如何在第三波之后20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他认为“第三波”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面对这一民主化浪潮,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顺应,还是抗拒?他甚至明确支持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

如海浪冲击岸滩会回头一样,社会转型远非一蹴而就。每一波“民主化”浪潮后虽有“回潮”(如当下俄罗斯似乎有小小回潮迹象),但民主化历程在曲折中是总体向前的。回眸世界历史发展,“回潮”国家其数量和质量远不比“转型”和转型后发展较好的国家多,这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规律永远大于任何“主义”。人类历史发展会有曲折和看似杂乱,但“乱”中有序,大方向必然是进步。这一趋势不仅亨廷顿看清了,早在“第一波”时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也已看清,同时,中国的毛泽东在“第二波”兴起后态度也很明了,毛断言:当今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毛泽东《愚公移山》)。

我们不知,亨廷顿教授在“第三波”中的观点转变,应解释为缺乏“理论自信”还是勇于自我否定和扬弃?是固执己见、愚顽不化还是直面事实、理性分析、与时俱进?当然,萧功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是很少提及亨廷顿“第三波”理论的。

人类历史发展出现“三波”民主化浪潮,有“长波”(百年)有“短波”(30年)和方兴未艾肇始与1990年代的“第三波”,威权政体国家越来越少,仅有的几个“准威权国家”也正在改革中转型,冥顽不化的国家还有几个?尤其第三波转型,有的发生在数月、数天,有的甚至是数小时,一顶顶王冠落地!这些事实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威权政治”的宿命——寿终正寝!

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第一波”时对历史发展轨迹的描绘并未过时,且恰恰准确地再次投射到“第三波”——托克维尔指出: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民主的开发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个别意志和个别行动的结果,而是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的产物。……在这场变革中,“神权”走向了衰落,王权趋于崩溃,世袭贵族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民众却走上了政治的前台,成为主导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轻视的力量。因此,民主的发展势所必然。如果说民主在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斗争中勇往直前,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也从未却步,那么,在今天同样也不可抗拒。——托克维尔描绘民主化发展轨迹的同时,也正描绘了一幅“威权政治”寿终正寝的宿命图

当然,在某些国家——如历史发展滚滚大潮中的涡旋之处——发展也会有迂回曲折,但总体趋势不可逆,这是无疑的。因为民智已经开启,信息已不容垄断,铁屋子“天窗”已被打开——即便中国转型相当艰难,也有些积重难返,但我们回眸历史还是得承认,与“前30年”相比,与我们的那个邻国金氏王朝相比,中国难道不也正“摸石头”于“民主”进程之中?而且是不可逆的!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对“威权政治”王冠一顶顶落地,世界上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如何抉择?萧功秦教授等一类学者难道不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顺应,还是抗拒?——选择巩固威权专制?等到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临界点”然后出现埃及那样的动荡?答案应当是明了的:具体的民主制度设计可以多样化,可以探索,但威权政治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某些国家发生的迟早问题。

二、“薄壳效应”与民主威胁论的荒谬

萧功秦教授以及一些赞成和有保留地赞成所谓“新权威主义”学者及其他一些人,大多被萧教授发明的民主“薄壳效应”一说唬住了,乃至认可了,被“红衫军、黄衫军”吓懵了。

萧氏所谓“薄壳效应”——亦即“民主威胁论”的意思是:“集权体制进入改革时,往往又是社会危机严重到非改革不可的时期……会出现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于是,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地爆发出来,并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式反应,如同井喷一样。”

萧教授之论乍看似乎不无合理之处,但我们只要稍稍换一很实际的角度想一个问题,便可知此论其实非常荒谬:在“威权政治”下“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不会爆发出来吗?难道萧教授忘了“能量守恒定律”?利比亚、埃及等国之“乱”是因为民主改革、政策宽松而引发的吗?众所周知,穆巴拉克实施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戒严,这是“宽松”吗?卡扎菲难道不够“铁腕”吗?为何还是发生了“此起彼伏”民主诉求的“井喷”呢?中国大清王朝和蒋介石何等威权统治,为何还是发生了辛亥革命以及后来长时期的内乱、内战呢?一些威权国家长期压制民众合理诉求,实行铁腕统治,不论是主动转型还是被动转型,若论“井喷、动荡”,究竟是“民主改革”、不同阶层意见分歧导致的,还是因威权统治积累了太多矛盾如“火药桶”及至“临界点”而爆发?这还需要再论证吗?

在威权政治下,可以号令统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由威权而导致的“决策力”之强是可想而知的,它确实也能实现一个国家的迅速“崛起”,甚至令世界瞠目;希特勒德国、前苏联等都曾创造过这样众所周知的奇迹,但百姓生活如何,威权下场如何,这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新权威主义”下,也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崛起”,无须笔者铺陈,有目共睹。但问题是:如何避免“威权政治”走上独裁专制加腐败、社会不公的邪路?如何避免威权政治一朝“崩盘”,如埃及、利比亚那样难以收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使威权政治实现“主动转型”而不是等到积重难返时出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式的“井喷”般动荡?

“薄壳效应”靠谱吗?当萧功秦教授冥思苦想子虚乌有的“薄壳效应”时,难道不应当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样符合逻辑的问题?

再说令一些人谈虎色变的泰国“黄衫军、红衫军”的所谓“民主之乱”。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醒思考政治学家们曾经有过这样经典的总结:没有真实一人一票的选举,肯定不是民主;而有了真实一人一票的选举,未必就一定是优质民主;因为民主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社会科学系统,它既需要符合民主的原则,又要考虑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宗教、族群、经济发展等具体情形。因此,在被称为“民主”的那些国家中,其实是有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之分的;劣质民主很可能是伪民主或畸形民主,它往往并不能代表科学民主的真正价值。一国公民对自己国家民主制度的满意度是评判“民主的品质”重要依据;比如,丹麦、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满意度就最高,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并比不上他们。

上述总结,正切合泰国等国家形形色色的“民主问题”。在泰国,泰王不像其它君主立宪国家那样,并非“虚君”,有关键性的一锤定音权力,此其一;其二,世界上大约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是每过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的。如果硬要说泰国之乱的根源在于一人一票的“民主”,那也正是品质不佳的“民主”所导致。一个有些畸形的“民主”所产生的“黄衫军、红衫军”动荡,能说明“民主”政治价值本身的规律性弊端吗?为何“黄衫军、红衫军”式的长期动荡、乌克兰的纠结和克里米亚的尴尬并没有发生在更多民主国家呢?

泰国曾历经20余次军事政变,这与什么“薄壳效应”和所谓“民主政治参与井喷爆发”何干?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岂是一个“民主”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并非一类事物之典型的个案岂能代替一般?

正如,世界上曾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真的都是马克思心目中追求的“社会主义”吗?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遇滑铁卢时,我们是应当像萧教授等学者断言民主政治价值本身有弊端那样,断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并不科学、有重大错误,还是一些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龙种”变成了“跳蚤”?我们是否一叶障目,看到朝鲜自称的“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宰,便可将金氏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标准样板”来评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价值?

不论背景、历史等复杂的具体情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个别当作一般,把个案视为规律,将因果倒置作论,然后以“薄壳效应”贩卖民主威胁论之“薄壳效应”唬人,这难道不显然荒唐?这大约不应是严谨的做学问者可以出现的问题吧?

三、“新权威主义”如何转型?

历史证明:“寿终正寝”是威权政治的必然宿命。我们应当注意到,萧教授也认为“并不是说只要推行新权威主义,就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而且,萧教授明确断言“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那么,这就不能不论及如何“过渡”、如何“转型”的问题。

如何转型?消极等待?给“新权威主义”执政者以相当“安全感”,等待其主动转型?靠谱吗?笔者认为,只有积极促进其有序转型,顺势而为,渐进变革,才可实现“平稳过渡”;而任何宣扬和固化“新权威主义”的言行,任何助力“新权威主义”转型止步不前的言行,都是有害社会发展进步的。

以中国而论,改革已30多年,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国家在长足发展的同时,由于民主和监督的缺失其弊端带来的严重腐败问题、分配、司法等社会不公诸多问题日益严重,尤其腐败已经到了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地步。请问萧教授, 30多年过去了,国家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上述矛盾也同时淤积得相当可观,可以说接近“临界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应当粉饰太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宣传和强化“新权威主义”,还是应当促进民主化有序转型的及时启动?眼下是“权威主义”过头、回潮,还是不够?在如此“威权政治”下淤积了多少矛盾?甚至在本文都“不方便”提及,只能以“你懂的”代之,如此下去会怎样?萧教授想过这些吗?

以威权“维稳”,是穆巴拉克、卡扎菲曾经的拿手好戏,但结果是一朝崩溃,真的带来大动荡!请问萧教授:“新权威主义”的转型可以被动等待,且要给执政者以“安全感”而无须促进也无须时间表的吗?哪些人听萧教授此言会暗暗窃喜呢?

尽管“寿终正寝”是威权政治的必然宿命,尽管萧教授断言“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别忘了,有些威权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他500年”的!他们是否就是“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恐怕萧教授也未敢断论倘如此,“动荡”可能就真的难免了,因为有一位威权领袖就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久愈深反抗愈烈”。那么,我们是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和规律,促进“新权威主义”的尽快有序转型,力争后发崛起而可持续发展,还是让中国在“威权政治”中踯躅不前,等待社会矛盾、问题的淤积而总爆发、大动荡?我们是应当促使中国抓住机遇尽快而有序和平转型“过渡”,还是千方百计为“威权主义”唱赞歌来固化它,从而加剧社会“负能量”的淤积?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2014年4月14日 

文中所谓“安全感”:见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一文。萧教授在文中直言:“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

【参考资料索引】

1、应学俊:“新权威主义2.0版”的民主幻象

2、应学俊:如何看待几个国家的“民主之乱”?

2、萧功秦: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3、泰王角色:微妙关键——在位60年见证20次军事政变

4、尹鸿伟:泰国乱局背后的军方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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