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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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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能力”三题 (2015-2-19 12:28) 该日志已被推荐

(原创:应学俊)

最近获悉:“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之博士论文(专著)《新时期领导干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出版,并获新华网载文推荐,据说有“红色坦克手”之称的张宏良教授亦大力推荐之。故对朱继东“创新”之概念“意识形态能力”关注起来,并以此文记录探究心得,是为札记。

“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博士)200多年前,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德•特拉西从学术角度首先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此当属哲学和政治学兼而有之但偏重哲学的概念,故又称“观念学”。200多年后的中国,朱继东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这一前所未闻的概念,并提出“建设”这样一种“能力”的方法、途径——这看来属于实践、操作层面的东东了。这无疑属于理论“创新”啊!

只是不知200多年前的德•特拉西会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而欣慰,还是会觉得朱继东多少离开了他的本意?尚待继续考证。

而在写这篇札记时,一位小学生问笔者:“伯伯,‘建设……能力’,这样搭配,通吗?老师好像说应该是‘培养……能力’。”笔者望望他再望望电脑,苦笑了,呵呵,小儿科问题啊,做个鬼脸耸耸肩,难置可否……

一、定 义

朱继东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朱继东如此界定了他所创立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在人民网论坛相关视频中朱继东说:“‘意识形态能力’就是(指)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

朱继东博士还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绝对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意识形态能力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这样,我们就更清楚朱博士所谓“意识形态能力”的“创新概念”所指为何了。

看,这么“独特新颖”的概念,经朱博士这么一界定,一阐释,就很浅显了,浅显到一句话就能明了,而整本书会说些什么,大约亦可略知一二了——其“创新点”大约尤其在于“掌控、凝聚力、支配力”了;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掌控”与“支配”可谓重要啊!

二、唯物乎?唯心乎?

朱继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为了避免出现“鸡同鸭讲”话语体系不对应,笔者还是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说。马哲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说明“意识形态能力”之重要,朱继东说:“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并且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引文索引见文末)

尽管我们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支持朱继东的论断,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却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而且,辩证唯物主义还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世界不是按“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而朱博士非常尊崇的毛泽东也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不是人们的思想决定着物质世界(包括所谓“政权的瓦解”)。——笔者相信,朱博士大概不会是认定“意识决定物质,物质是意识、精神、思维的派生物”这样唯心论的信徒吧?

但从朱继东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以及其专著的论述,似乎前苏共失去执政地位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出了问题,亦即不是苏共长期自身腐败、对外扩张侵略、对内残酷专制导致的,而主要是“思想领域”出了问题!——是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催化了前苏联的大变局,可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难道不正是因为前苏联那样残酷的令人无法忍受下去的“社会存在”,导致“新思维”的产生并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吗?这难道不恰恰印证了毛泽东所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吗?

如果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那么从秦始皇到清政府、蒋政权的垮台该如何解释呢?还有希特勒、卡扎菲等等的垮台该如何解释呢?难道秦始皇、慈禧、蒋介石、希特勒、卡扎菲等等也搞了什么“新思维”而导致“思想领域出了问题”才使他们政权垮台的?

从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来看,上述历史中的那些统治者,对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掌控”和“支配力”都是很强的啊!秦始皇果断焚书坑儒,绝对不准有人对朝廷大政方针“说三道四”,对胆敢“巧言令色”者不仅仅是一般的“拔钉子、出重拳”,而是坑杀之;为剿灭“新思维”,慈禧软禁光绪皇帝,斩杀戊戌六君子等维新派;再说蒋介石对“意识形态”“掌控”更加了得,私藏一本马列等宣扬革命的书籍便可抓捕坐牢,而对于民主人士甚至通缉、暗杀;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卖力辅佐下,希特勒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力、支配力”还要多强?戈培尔的“意识形态能力”还要多强?即便卡扎菲,也曾效仿中国的“红宝书”而出过“绿宝书”,利比亚国民人手一册,稍有“异端思维”者即被投入牢狱,这还要如何“掌控”如何“支配”?……然这些王朝政权最终还是垮台了,他们的垮台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朱博士的论断可以立得住吗?难道我们没有必要仔细搞搞清楚“一个政权的瓦解”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吗?

其实,中国古人似乎早已把这个问题参透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唐代杜牧名篇《阿房宫赋》的结句,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之名篇,应在于其深刻、辩证且禁得起逻辑推演的哲理性。

历史经验揭示了这样的规律:一个政权的瓦解,在于这个政权体系本身是否腐败,在于国家治理的政治价值取向是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还是将某政党、集团的利益乃至某政治人物的意志置于首位;在于这个政权的运行方式、执政理念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兜底来说,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否相适应”,当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拒绝变革,且其政权越来越腐败、专制——这时,所谓“政权的瓦解”将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开始;而这样的“社会存在”必然决定着人们“意识形态”发生相应变化,对意识形态的所谓“掌控、支配”所起的作用,在这样的时期是难以奏效的,或者说其作用只能是表面的、短期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

朱继东先生到底是“唯心学派”博士,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呢?

三、“意识”及“意识形态”:客观性与可“引领”性

1、意识形态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从根本来说,人们的“意识”(亦即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是“社会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不以少数人的意志或一味的强制灌输而改变。这是“意识”的客观性。

正如:尽管文革中“斗私批修”、“灭资兴无”、批判“个人发家致富”、“宁长社会主义草,不种资本主义苗”等等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曾表面上牢牢“掌控、支配”了八亿国人,但百姓渴望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期盼有择业、迁徙、创业、创造和市场交易的自由,渴求人权和财产权获得保障,希望生活改善以至小康,甚至对于外在形式美的追求,这些“意识形态”不论姓资姓社,永远是普世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引领”到其相反方向去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全国率先秘密搞起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可能的罪名是吓人的),推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就再次证明了“存在决定意识”,证明了“意识形态”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诚然,毛泽东在承认“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后,确实又说,“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是说“意识”对于改变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也是不错的。

但运用这一原理必须完整而融会贯通,断章取义或顾此失彼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自己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忽视或曰忘记了自己所说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一根本前提,也忘记了自己所说的“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中的“正确”二字,不知不觉落入了主观唯心论即意志决定论的泥沼——先不说“文革”,即便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已经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证了。

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才可能称得上“正确”二字吧。从反右到大跃进,我国“舆论一律”,“意识形态掌控与“支配力”可谓“绝对”,但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所以受到规律的无情惩罚。“社会客观存在”毕竟不是“意识”的派生物。“意识形态能力”在这里难道不恰恰只显示出了它的负效应?

对这段历史,《党史》和各种历史记录已经比较接近真实,无须笔者铺呈了。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2、意识形态的可“引领”性。朱继东先生也许要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思想路线(意识形态)不重要吗?在战场上难道人的意志对于战斗的胜败不重要吗?为什么大战前都要有“战前动员”呢?这些不都说明“意识形态能力”的重要性吗?是的,1949年以前,中共之所以能在工农群众中成功地动员革命(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似乎都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可“引领”性,它自然的确重要。然笔者以为,仅以此论证朱博士的观点,那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从表面来看,中国革命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引领的结果——但是别忘了关键:其一,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了,没有搞教条主义;凡堪称“正确的思想”,必定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客观规律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主观意志的表达——可一旦毛泽东的主张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那也就难说是“正确”的了,这是关键之一;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专制独裁的旧中国,中共和毛泽东宣示自己建立的政权将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耕者有其田”的、是公平、正义、民主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无疑代表和概括了存在于广大人民心中客观的“意识形态”(人民的追求),所以这样的“引领”成功了,赢得了人民的响应和支持,这是关键之二

还是“存在决定意识”——脱离实际、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是无法“引领”更无法“掌控”客观存在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即便以权力强制推行脱离实际的某种所谓“意识形态”,那也是唯心主义的,其效果必然是表面的、暂时的——“文革”意识形态在1976年以后发生并不费力的180度大转变,前苏联精心营造70年的“意识形态”一朝瓦解,都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有力佐证,是再清楚不过的前车之鉴。

一句话:如果要说“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作用”,这也是的确存在且不可忽视——但其前提必然应当是:那种意识形态必须符合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符合人民大多数的利益诉求(概括了人民大多数心中所想),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这时的“引领”(不可能是“掌控、支配”)是可以产生“正能量”的。

不强调上述前提,而一味侈谈“意识形态能力”“掌控社会思潮”的“支配力”——“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怎么可能被人为“掌控、支配”?诚若是,这就难避唯心主义之嫌,也无法不让人想到戈培尔。戈氏就曾说过:“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见文末索引“大学PPT课件”)——戈培尔的“意识形态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戈培尔以及他为之效忠的主子其下场也是人所共知的。

朱继东的专著《新时期领导干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在网上有售,定价50多元呢,涉及颇广,笔者会买来继续研究。朱继东专著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从朱先生对“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提出和核心定义及其相关言论来看,恐怕还是很值得认真推敲一番的。□

2015年2月15日   

【参考文献】

1、朱继东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2、朱继东:意识形态能力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备的核心能力

3、【视频】朱继东谈《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4、新华网:一本值得看用得上的好书(文/李锦顺)

5、朱继东: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中国网)

6、【新华网2011.06.21】专家聚焦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值得借鉴和推广

7、田奇庄:朱继东意欲何为?(西安网/新闻中心)

8、应学俊:不能不佩服朱继东博士

8、应学俊:三叹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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